闻夕felicity对《1898年的夏日》的笔记(7)

从香港方向来了许多中国人划的舢板，他们用长长的抓钩棍子固定船壁。蒸汽船还在以很快的速动移动时，这些中国人就以超快的速度用杆子爬了上来。他们飞身跃上甲板，光影般消失，然后，往他们的目标甲板层跑去。在新加坡启航时，船上载了五百位苦力，他们打算到香港谋生。有些闯入者被水手抓到，然后被迫回自己的船上去。快速登船看起来像海盗的传统，如果四面八方突然出现这样的船只，不是十个而是上百个，这样身手敏捷的家伙跳上甲板，就如同嚎叫的狼群，抵抗是不可能的！从此之后我们意识到，倘若大型蒸汽船遇到这样小海盗船的抢劫，该是多么的无能为力。
建造香港这样伟大的工程，只能凭借本地无可胜数的劳动力来完成，你看到中国工人工作时的样子就知道了，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在山峰的山麓之上，他们在铺路；以前是丘陵的地方，他们在移除丘陵。现在有数个看起来像是甜面包的小小隆起，便于让人测量出到底有多少土被带走。在港口正在建造一栋房子，可能是全市最大的一栋，在施工的支架上（完全没有钉子，只是由竹子编在一起）没有看到任何电梯或是其他方便的机械设备，对于建筑来说必需的梯子也都是由苦力自身携带。同样地，位于山上的富商别墅，每一块石头都是由苦力带上来的。在我的窗户前有五十位苦力一边喊叫着，一边拉着沉重的压路机，以便让道路更为平坦。这里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人力来完成的，因为他们与蒸汽机一样便宜，也一样的快速吧？
中国人具有惊人的力量，谁给他工作他就会对谁好！外国人对他而言可能比当地人更亲切，因为给的薪水会比较高，而且工作职场也会有较好的保护与保障。为了生存下去的奋斗，解释了这个普遍存在的对工作的渴望。中国人赚钱赚得很少，但是他们需要的比他们赚的更少。你会有一个印象：这些人只靠一半的工作量就可以过活，你不明白的是，他们为何努力使自己变得苦不堪言。有人说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提炼享乐，他们需要女人与赌博，当然更不用说鸦片了，这些只是需要让多余的体力可以得到发挥的机会而已。炎热的太阳下拉着压路机，可能是他们表达愉快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那么开心。
每个人都会赞同我所说的：应将香港奇迹的关键归功于本地勤奋的劳动者！当然，这并不会减损英国人的荣誉。中国人对工作怀有的信心，以及牛的勤奋精神，体现在数以千计的工作中，但香港奇迹唯一的前提是：英国人想要花园，就指挥这些中国巨人犁开岩石。

2023-12-31 10:42:17 2回应

葡萄酒酿造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考证，在据今46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开始酿造葡萄酒。2004年中美考古学者又在9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早期河南贾湖遗址出土的陶片中发现了与现代葡萄丹宁酸成分相同的残留物，说明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早酿造葡萄酒的国家。

2023-12-21 13:55:57 回应

陈季同，福建侯官人，晚清中国新政的参与者、外交家、作家。1867年考入法国学堂，1875年随日意格游历欧洲。法文作品有《中国人的自画像》《黄衫客传奇》《中国人的戏剧》等十余部，第一个把《聊斋志异》翻译成法文。1898年创办中国第一所女学堂，其妻法国人赖玛豁为学堂的洋提调，对现代教育做出贡献。《马关条约》台湾割让之讯传出后，陈季同用《国际公法》“割地须问居民能顺从与否”提出以台民“不服割地”，而宣布“自主”的名义抗拒日本的“武装接收”，确保台湾永属中国，他是十九世纪中国极为少见的天才，轰轰烈烈的文化使者与爱国者。因其曾为柏林使馆的武官，以军人身份代表清政府参加法国阅兵，因此，欧洲均称他为陈季同将军。

2023-12-21 14:15:48 回应

如同先前所言，唯有在军火贸易领域才能赚到数以百万计的钱财，中国的那些红顶商人们，大多便是通过军火贸易来积攒财富的。他们的秘诀可用以下一句话简单说明：欧洲商人将那些“没有价值”的商品尽可能以最高的价格兜售给中国政府，这在军火交易上达到了极致。因为中国政府对欧洲武器及其价值的理解，要远远逊于其他欧洲商品。谁想要在这种买卖中捞到好处，就必须等待一个有利的时机（如之前的中日甲午战争）。对双方关系要有精确的理解、欧洲商人要尽可能开口说中文并与中国高层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或是你能拓展这样的官方关系、行事无所顾忌，具备了这些条件，你就能在这蜿蜒的道路上完成目标。（这些条件向来是必要的！）
交易成本也是值得注目的一件事。商品的买进价格当然要是最低廉的，但是某些中国人的私人利益在推动交易上功不可没。这位中国人愈具影响力，他的影响力就愈有价值，而且，若是他相当诚实，那就必须付给他不少钱。因为没有任何事物会比一个诚实表达愿意被贿赂的人更能抬升贿赂的金额。在交易的最后阶段，价格会高得离谱。在兜售商品的商人之间，竞争是相当激烈的，中国人对于能拿到的好处也绝不手软。这种状况在刚开始还是比较和缓的，官员对于能有机会参与利益分配本身已感到满足，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他们要求立即付现！
这种交易是如何进行的呢？比如有一位德国商人，通过某位潜伏在北京的间谍得知，清政府打算买进枪支。而他的仓库里正好有一万支老旧的废弃的普鲁士步枪，当初是用一支一个马克的价格买来的。于是，他就要向这位衔命负责枪支采购的官员引介自己，向官员游说。
“要卖多少？”这位官员问道。
“咱们是老朋友了，就算您一支二十马克吧。就算是亲兄弟，也得卖上三倍的价格呢。”
“你来迟喽！”这位官员回应说，“我刚刚才买了一万支英国来的枪支，一支只需要十个马克，这批货两周内就会到了。”
“其实我也不想卖价超过十马克的呀。”商人解释道，“多出来的十马克，那是咱们的友谊！”
“您还记得吗？孔老夫子曾说，‘朋友有通财之义’，我想了想，价格上每支枪多出来的五马克归您！剩下来的五马克，您就给同僚里负责采买的那几位好了。我的枪确实只值十马克，但是我卖给中国政府的枪支优点在于，普鲁士人用它们打赢了每场战役。”
这位中国官员是位“爱国志士”，认为有责任让中国赢得战争，于是这批普鲁士步枪被订购了，原本的英国枪支也并没有被取消交易，显然，他也参与了获利分配。不过这批枪支最终还是留在箱子里没有被打开，因为这位官员收到的谕令是购买一万支枪，而他以政府官员虚有其表的良知遵守了这道命令。他付了两万支枪的钱，却只买回来一万支枪。这则故事最精彩之处在于，它可绝非一般人所认为的是出于杜撰。
古怪的是，能够理解中文的欧洲人，愈往北人数愈多。在香港，中文表现出来的那种让人难以置信的艰深，单是词组都令人无法理解，更不会促使人有学习的愿望和想法。当一个中国男孩服务得太慢的时候，他会被一句“Tschop-tschop”所警告，以让他快一点。或者在打保龄球时，中国的保龄球童在球道上大喊一句“Kito”以便询问倒下来的球瓶数目。在上海，会说中文的人也算是少见的例外。在欧洲居家生活里，只有两个字会用来命令拉人力风扇的仆役。如果他该开始工作了，房子的女主人便会说：“La-fun！”意思是说：“拉点风来”；如果仆役应该停止，则会对他说：“Man-man！”意思就是“可以停了”。可在天津，几乎每个欧洲人，特别是德国人，都会说中文，仿佛这是世界上最好学的语言。在中国北方，欧洲人与中国人在生活上要比在其他地方来得亲近。中国人仍然不太会去适应欧洲人，但是，欧洲人觉得有必要适应中国人。在中国做生意的商人，人们对他们的精明干练有这样的理解：只要生意上有需要，他们就会去学习这个难学的语言。比如在天津的大旅馆“利顺德大饭店”里，老板便是用中文命令他的员工，并且通过中文听取他们的报告。“利顺德大饭店”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中文作为商务服务用语的欧洲旅馆了。如同先前提过的，这间饭店算是在中国最棒的一间，老板狄德龄先生是一位敬业的德国人。
平地再过去有一栋灰色多窗的屋子，是中国海关里职位最高的德国官员德璀琳[4]先生的住所。他独自一人在此处居住，而且不跟城里的欧洲人打交道。不远处，则是一大片俄国茶商的土地，上头搭建着他租给贫穷中国人的小屋。这类租赁生意算是天津最好赚钱的生意了，靠穷人过活一直是赚取收入的古老方式之一
另外一座在法国领地的漂亮花园，则是耶稣会教士的财产，他们在天津城规模还不大时便买进土地，现在可是名副其实的地主了，财产价值已经增长了五十倍，几年内还有机会涨到一百倍。这种事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耶稣会教士很懂得如何搞土地投机。
当耶稣会的教士们带着对宗教的敬意讨论如何在中国大有一番作为时，也从不忘赚取利益。大多数传教士将传教和诠释《圣经》当作是唯一的任务，并努力想让他们身处的这个民族放弃他们的信仰。由于传教的热忱，他们处处叨扰别人，变得不太讨喜。当传教士被群情激愤的民众杀害时，过错未必总是在民众身上。清朝政府时常对列强表示：“我们愿意让给外国人更多的权利，但是请把传教士带走！”事实上，改变信仰并不是那么迫切，这片土地有自己的信仰体系，例如佛教或是儒教的伦理学说，这两者都比基督教来得源远流长，并且后者还有意无意地向前两者借用一些理念。一位中国学者曾经向一位传教士说道：“你们的《圣经》里有不错的伦理教条，就像是孔夫子在《论语》里头说的。比较糟的地方是，我们这个民族依赖伦理教条生活。你认为，如果中国人变成基督徒，这个状态会改变吗？”
耶稣会教士不是只会祈祷，他们也通过对他人提供好处来传教。他们教导中国人学习欧洲文化，让他们学习有价值的知识的同时，也顺便把他们变成基督徒。这种事是时有所闻的，但是，不同于其他传教士的一点是，耶稣会教士都深具学识与修养。
18世纪，德国耶稣会教士曾在北京的宫殿扮演着重要角色。当时的皇帝身处一群有学识修养且熟稔国事的人当中，似乎倾向于把整个中华民族都变成基督徒。但是，忌妒此事的道明会[5]（Dominikan Order）教士，成功地撼动了耶稣会教士在朝廷的地位——可以说，教士之间的内斗事件在一百年前阻止了中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

2023-12-21 18:26:00 回应

领事馆的骑士先去递交我们的中文拜访函，他回来告诉我们拜访被核准了之后，我们便立即走下马车。步行走过大门，穿过用大片长方形石板铺成的干净园子，踏上石板阶梯，李鸿章老先生已经站在门口迎接我们了。门几乎跟他的身高一样高，让他看起来比实际上要高大一些。一个高高在上的老人样貌，令人肃生敬意。
他穿着简单的居家服饰，一件红棕色锦缎长袍，一件蓝色丝质外衣，外衣上的纽扣没有扣上，脖子领口附近还有些磨损。晒得黝黑的脸孔没有什么变化，就像他在欧洲时人们所认识的那样。他鼻子上挂着一副眼镜，不是一般中国文人用的那类怪异样式的（夸张、奇异、不寻常的），而是金色细框的欧式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对精明的、细小而灵活的眼睛，有时也会目露凶光。他说话的声量很小，听起来并不会让人感到不舒服，倒像是因为上了年纪声音有点儿糊在一起（法国人称此为口齿不清）。可能的话他尽量寡言少语，起码一开始是这样。
之后他的话变得稍微多了起来，但依旧掌控着话语的内容，并带着狡黠的目光。有时候他会在说话时突然冒出短暂的笑声，此时，他嘴巴里的黄牙便清晰可见，那是牢固、修长的犬齿。当他这么笑的时候，脸上便会闪过一丝嘲讽的神情，但随即又恢复严肃与呆板。这位老先生的头上已经毛发不剩，头皮下是骨骼强健的圆形头骨。
李鸿章手上拿着一根有着象牙握把的黑色木质拐杖。由于他喜欢把自己当成是中国的俾斯麦（这是某些欧洲马屁精一直对他说的奉承话，说久了他自己也就相信了），所以弄来一支铁血宰相晚年携带的拐杖复制品也不无可能[2]。
我们现在所在的房间是一间有着石头地板的前厅，屋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只在角落旁放着一张欧洲皮椅，皮椅前方另有几把中式椅子，后面是房子的内部，被一面漆着绿色的木板隔着。当没有访客时，板子似乎会被摆回去。李鸿章同我们握手，让我介绍自己的名字，并看我们给他的拜访函。他尝试着读我的名字。之后他便坐到皮椅上，并请我们在椅子上入座。他伸着两只脚，穿的是柔软的中国布鞋，腿上是白色麻布制成的裹腿。之后他向我们介绍他的孙子，年仅十三岁、想法十分开明的中国青年。德国的反犹主义者大概会把他隆起的鼻子视为他亚洲纯正血统的一种反证。这位年轻先生穿着深紫罗兰色华丽长袍，礼貌但有点害羞地向我们伸出手握过之后，就在一张稍远的椅子上直挺坐下，专心听他的祖父说话。
皮椅的不远处已经有一位赖姓仆人随侍在侧。双方在谈话时，李鸿章一会儿要他拿东一会儿要他拿西。首先他要香烟。他用一个小巧的镀金滤嘴抽着，之后又要金属制的水烟烟斗，忠实的赖姓仆人得把烟管放进他嘴里。然后是一杯茶。除了水烟之外，他也给我们提供了所有服务。李鸿章在他的皮椅上放了一只壶，像是一个被开启的容器。他不时会把它拿到嘴前，往里头吐上一口，然后再放回原处。由于所有的门都是开着的，风吹得有些夸张，我们身上都穿着外衣，但还是感觉冷。“赖”在没有被呼叫的情况下，主动拿来了一顶中国家居帽，戴到老先生光秃秃的头上。
 李鸿章的遗物中，有一根镶满钻石的手杖，据说是世界上最贵的手杖，原是美国总统格兰特的。一八七七年格兰特卸任，偕妻子朱莉娅作环球旅行。一八七九年四月抵达中国，成为美国总统中第一位到达中国的人。李鸿章在天津直隶总督行馆设盛宴款待格兰特夫妇，对格兰特的精美手杖爱不释手。格兰特于是说：中堂既爱此杖，我本当奉赠。只是此杖是我卸任时，国会代表全国绅商所赠，我不便私下赠人。待我回国后将此事公布，如果众人同意，我即当寄赠给您，以全中堂欣赏雅意。一八九六年李鸿章访问美国，格兰特遗孀不忘当年承诺，将该手杖赠予李鸿章。自此李鸿章与此手杖形影不离，直至去世当作遗物陪葬。

2023-12-21 21:20:09 回应

汉族城区里的服饰店，可以通过从屋顶垂放到街上的狭长布料辨识出。在这些服饰店里，从早到晚都有全套服饰打折，拍卖时还会伴随着叫卖声，一般由两名店员负责。其中一位从一堆衣物里拿出一件长袍交给另一位，并开始吟唱一段音阶向上的叫卖词；另一位在展开这件长袍时则唱另外一段音阶向下的叫卖词。服饰二重唱的旋律给人留下印象，无论喜不喜欢都会整日萦绕在耳朵里。若是能理解歌词的意义，我想一定会相当有趣。也许可以在我们这里办上一次这种音乐戏码，让拍卖人唱一段《晚星之歌》（歌剧《唐怀瑟》里的一首歌曲）中的旋律之后，接上一句“全新男用西装”，听起来一定相当美妙。
卖估衣？

2023-12-21 22:07:38 回应

戈德曼是维也纳现代主义代表人物，曾担任维也纳国家石油公司和蒙达格斯的外部雇员。从1890年到1892年，他是维也纳Neue Freie Presse编辑协会的成员。
戈德曼与艺术赞助人珍妮·毛特纳和她的丈夫、实业家伊西多·毛特纳在一起。他结识了记者兼作家朱利叶斯·鲍尔和作家兼文化历史学家埃尔明·克洛特。
从1892年至1902年，他在布鲁塞尔、巴黎和中国担任《法兰克福报》的记者。1896年，由于德雷福斯事件，他与法国反犹太新闻记者Lucien Millevoye之间发生了一场手枪决斗，最后以放弃告终。
从1902年开始，他在维也纳，也在柏林担任《维也纳新自由报》的戏剧记者。他负责奥托·勃拉姆斯的导演工作，有时还涉及麦克斯·莱因哈特的喜剧评论。1908年8月，他在维也纳与伊娃·玛丽亚·弗朗克结婚（1937年11月2日自杀身亡）。女儿Franziska生于1911年5月29日，1938年3月29日离开维也纳前往米兰，1940年底移居巴西里约热内卢，于1963年去世。
戈德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了战地通讯员。战后在德国将权力移交给纳粹之后，他因为反对纳粹，于1933年8月在米兰被盖世太保逮捕，同期遣返回维也纳，1935年9月25日在维也纳去世，享年七十岁，葬于维也纳城市公墓。
2018年10月我们查到他的资料，并在维也纳找到了他的故居，同时在维也纳公墓管理处，找到了戈德曼先生墓地的编号。由于墓地费用支付到1994年6月5日，此后无后人前来支付，墓地管理部门无法联系上其后人，只能按惯例给予20年的延期，2014年6月5日作为无主墓处理。现在墓碑已经不存在了！

2023-12-21 23:05:13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