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夕felicity对《应得的权利》的笔记(9)

总的来说，我觉得厌女症有点像为了让狗乖乖待在电子防护栏内而戴的电击项圈，这种隐形的防护栏在郊区越来越普遍。厌女症肯定会造成痛苦，而且经常造成痛苦。就算有些时候厌女症没有直接伤害某个人，它还是会阻止女性去冒险打破边界。如果我们偏离常态或犯错，我们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下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更有理由认为，福特站出来作证是多么勇敢。
相对于厌女症，我认为性别歧视是父权制在理论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支，它是指那些让父权规范和期望变得合理自然的看法、观点和假设——包括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以及在那些历来都是男性拥有权力和权威的领域内，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和支配。虽然这本书的重点是厌女症，而不是性别歧视，但这两者总是共同发力的，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
但我们应该知道，一个有厌女行为的人不一定对女性抱有性别歧视。布雷特·卡瓦诺在面对不当性行为的控诉时为自己辩护，其理由是他雇用了相当数量的女性员工，但这根本不能成为他为自己辩护的理由。男人可以相信女人有胜任法律、商业或政治领域工作的智力，所以愿意让她作为下属在这个领域为自己服务，但同时仍然对她或其他女性施加厌女行为——比如性侵。更广泛地说，男人可能会愿意把一定范围的权力交给女人，前提是她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或带来挑战。但如果她威胁或挑战了他，他就可能采取厌女行动让她知道自己的位置，并且因为她产生了越界的想法对她进行惩罚。在我看来，他的表现属于厌女行为，而不是性别歧视。
总的来说，我对于厌女症的论述旨在强调，不要把重点放在厌女症的个体施害者身上，而要放在厌女症的被攻击对象和受害者身上。这么做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其一，一些厌女事件根本就没有个体施害者，厌女症可以是一种纯属结构性的现象，通过社会机构、政策和更为广泛的文化传统来实施。其二，要认识到厌女症更多是关于女性面临的敌意，而不是男性在内心深处感受到的敌意，这种认识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心理的不可知性问题。如果不是作为某个人的治疗师，要想知道这个人内心最深处的状态和最根本的动机往往是很难的（即使是作为治疗师，这样的了解也可能不可靠）。但我对厌女症的讨论不要求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感受之后，才能指出他们在实施厌女行为或成为厌女症的帮凶。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某种我们更有条件确认的东西：女性正由于她们的性别而面临极其严重或明显的恶意对待，原因是，她是一个身处男人世界的女人——换句话说，一个身处历来都是由父权主导的社会中的女人（我相信，这涉及大多数女人，虽然不是所有女人）。我们不需要去讨论她受到这种恶意对待是因为在男人心目中她是个女人——有时候并不是这么回事。正如我之前所指出的，女人和男人一样都可能实施厌女行为——比方说，有些女人会瞧不起其他女人，或者宣扬某种让男人逃脱罪责的道德观，但对有同样行为的女人却会严加指责。
这世上并不存在通行的厌女症经验——尤其是因为基于性别的行为规范和期望总是和其他不公正的制度交叉在一起，从而使得不同群体的女性可能面临各种不同的压迫方式。接下来，我希望能够对美国的跨性别女性和黑人女性所面临的特殊厌女症——分别是厌跨女症和厌黑女症做一些阐释（我并不认为自己是权威）。作为一个顺性别的异性恋白人女性，我从塔利娅·梅·贝特彻、特雷西·麦克米伦·科顿姆、贾丝明·乔伊纳和很多其他对这些话题有深刻见解的重要学者那里获益良多。
《应得的权利》这本书讨论了厌女症、同情男性施害者，以及男性应得权利感（male entitlement）这些现象如何以各种方式与其他压迫性体制合力产生不公平、不合理，有时甚至是离奇的后果。这些后果很多都源于一个事实，那就是人们期望女性为指定的、往往是拥有特权的男性（privileged men）提供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商品（例如性、护理、养育、生育），同时要避免从男性那里拿走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商品（例如权力、权威、对知识的掌控）。渐渐地，人们就会心照不宣地认为这些商品是特权男性应得的，这些男人如果以不正当的手段从女人那里得到了这些商品，作为施害者的他们还经常会得到同情——特别是在涉及性的时候，虽然绝不只限于性。
总而言之，这本书表明，男性不合理的应得权利感催生了一系列厌女行为。如果一个女人没有给某个男人他认为应该得到的东西，她常常会面临惩罚和报复——可能来自这个男人，可能来自支持男性施害者的人，也可能来自她深陷其中的社会结构。
不仅如此，在这个体制中，女人经常被不公正地剥夺她们真正应得的商品，包括女性化商品和男性化商品。女性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包括身体疼痛得不到足够照护，难以取得传统上属于男性的重要职位，在自己专长的领域里无权发表观点。

2022-12-26 17:14:18 回应

相关的不平等现象是父权文化的产物，那些抵制和挑战男性权威人物的意志的女性，将会受到威胁和惩罚。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厌女症内化后的一种特殊方式：女人经常因为没有保护那些恶意对待我们的男人而感到羞耻和内疚。“我们不想伤害他们，不想让他们失望，我们想做个好女人。”

2022-12-27 10:50:55 回应

我在第一章里指出，厌女症是女性由于父权势力而面对的敌意，并不是男人们在内心深处感受到的敌意。考虑到这一点，男孩（通常是青少年）对女孩实施的性侵犯应该算是厌女行为，这是显然的。有人认为，此类案件中的肇事者自身也许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厌女症和强奸文化的受害者，因为厌女症和强奸文化把有害的行为灌输给那些因为年轻而不懂事理，或者甚至是因为年纪太小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从而对他们造成精神伤害。即便如此，他们的所作所为仍然属于厌女行为。

2022-12-27 10:52:28 回应

回到无礼这个问题：只是为了避免这个看上去非常微不足道的社会后果，一个女人为什么要采取那样偏激的行为（从本质上来说那么做是完全违背她本人意愿的）？但是我们从社会和道德心理学中知道，事实上，人们往往确实会竭尽全力去避免扰乱某种社会情境（social situation）。在这种社会情境中，他们的行为受到文化脚本的约束——特别是由某种权威人物规定或建议的文化脚本。
直到“MeToo”运动期间她才开始考虑这个问题，那时她早已离开了她的丈夫。她写道：
在那么多其他人的故事里，女性在性关系中受到羞辱、胁迫和霸凌，我看到了她们的愤怒……我在想：我的丈夫听到我说的话［关于被他性侵的话］——哪怕是一次，哪怕我说得小心翼翼，他那天晚上怎么还能睡得安稳，甚至还要继续坚持和我上床？
我的答案，当然是所谓的应得权利。但这个故事让我们知道，让一个女人去抵制这种在她心里已经内化的男人对性爱的权利是多么困难。“如果你行使权利的代价是让别人痛苦，你怎么还能够继续？”这个作者问道。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没有真正的答案。
最让人意外的是什么？这篇文章的作者虽然一直没有透露姓名，但我们知道她是一位经常讲授女性主义理论的人文学科教授。然而，她坦白说：“我读的所有这些女性主义文本都不能让我摆脱社会和大众文化灌输给我的观念——不管我自己的感觉如何，让丈夫满意是我的义务。”
除了担心面对可怕的社会后果——从职业报复到婚姻关系疏远，女性可能会承受因为拒绝男人带来的强烈负罪感和羞耻感，因为男人们觉得他们不仅有权得到性爱，而且还有权得到她积极的同意和参与。
这么看来，凯特琳·弗拉纳根为阿兹·安萨里所受的屈辱感到担忧可谓是黑白颠倒了，她的担忧很奇怪（但很典型）。在这种事情发生后，感到羞耻和屈辱的往往是那个违背男人意愿的女人，而且那些痛苦的感情也许会让她们保持沉默。

2022-12-27 10:53:08 回应

特雷西·麦克米伦·科顿姆是一名社会学家和作家，在怀孕四个月时，她有些出血。当时她在工作，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写作任务后，她打电话给丈夫，让他过来接她。她冷静地评论道：“如果你是一个黑人女性，你的身体对于职场政治来说已经是个麻烦了，如果你的身体还出血、肿胀，那更是雪上加霜。”

Tressie McMillan Cottom，Thick：And Other Essays（New York：New Press，2019），p. 82.
反过来当然也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被标记为没有资格，那么这个人的疼痛就不会得到应有的重视。女性，特别是黑人女性，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些医生，他们认为女人容易歇斯底里，因此会抱着怀疑的态度治疗她们的病痛。
疼痛因此变成了一个见证沉默的集中场所。这个概念是由哲学家克丽丝蒂·多森提出的，指的是“听者不把说话人作为知情人”。因为听者怀疑或抨击说话人的能力，说话人最后只能被迫保持沉默。她也许会诉说自己的疼痛，但她因为疼痛发出的哭喊声不会得到重视。正如多森所言，这种沉默经常被强加在美国的黑人女性身上。
类似的沉默发生在以下情况：由于对所在社会群体的成员存在普遍偏见，某个人的话无法得到应有的信任。哲学家米兰达·弗里克称之为“证言不公”。我
弗里克认为，证言不公的根源在于对某一类人的能力或诚信存在刻板印象。

Miranda Fricker，Epistemic Injustice：Power and the Ethics of Knowing（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chapters 1-2.
特雷西·麦克米伦·科顿姆在《渴望获得医疗资格》一文中，通过对比白人女性和她自己作为黑人女性在产科就诊的经历，密切关注了这里层层交织的不公正现象。用黑人酷儿女性主义者莫亚·贝利创造的术语来说，这叫“厌黑女症”，这个术语表达了美国社会中厌女症和反黑人种族主义的交叉。

这个词由贝利在2008年提出，并由贝利和特鲁迪（推特名@thetrudz）从2010年开始在网上使用，关于这个词的历史，参见他们合著的文章：Moya Bailey and Trudy，“On Misogynoir：Citation，Erasure，and Plagiarism”，Feminist Media Studies 18，no. 4（2018），pp. 762-768。
前面提到的不公正现象还有其他结构性来源。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在她最近的著作《看不见的女性》（Invisible Women）中记录了将男性身体作为默认标准的倾向（这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或把男性价值观作为正常价值观的例子），以及这种倾向对女性的健康和福祉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她写道：
大量证据表明，女性在医疗机构的经历令她们失望。那些影响了世界一半人口的身体、症状和疾病被忽视、怀疑甚至彻底无视。
克里亚多·佩雷斯把这些不公平的现象，很大程度归因于“一个仍然普遍存在的观点，即认为人就是指男人。而事实上，男人并不能代表所有人。让我们说得清楚一点，男人只是男人”。然而：
人们历来认为，除了体形大小和生殖功能外，男女身体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因此，多年来，医学教育一直专注于男性“规范”，把这种规范之外的所有东西作为“非典型”甚至“不正常”。“典型的70千克男人”这个提法到处都是，仿佛它包括了男女两个性别（有一位医生告诉我，这个所谓的典型甚至不能很好地代表男性）。当真的提到女性时，她们仿佛被当作标准人类的变种。学生学习生理学，以及女性生理学。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人和人的差别不仅仅是男人和女人的差别，还有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别——有时是根本性的差别（例如跨性别女性，这种默认的两性分类对于她们就特别不利）。因此，我们更有理由对把单一的“标准”身体（即顺性别、白人、无残疾的男性）当作典范表示担忧。
除了医学训练方面存在的问题外，对于许多疾病的研究和认识主要是以这种“标准”身体为对象的。对于这种不平等，人们有时候会以有月经的人每个月的激素分泌存在波动为借口，认为她们“不适合”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就算这不只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借口，对于这世界上大约一半的人来说，这种说法只是于事无补的安慰，因为她们的身体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生理周期所造成的波动对于某些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到底有没有影响？如果有，我们是不是应该知道？如果没有，那么那些有月经的身体就应该被纳入研究——长期以来被排除在医学研究之外的跨性别者、非二元性别者和双性人等各种不同的身体都应该被纳入研究。

2022-12-27 10:56:05 回应

尽管如此，保守派网络杂志《联邦主义者》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治疗宫外孕真的需要流产吗？》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权威人士格奥尔基·布尔曼主张终止所有合法堕胎，包括宫外孕，尽管很显然这个政策将付出生命的代价。她认为，“堕胎永远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相反，她建议让患病的输卵管破裂，希望一小部分胚胎能以某种方式将自己重新植入“一个更安全的位置”。布尔曼承认，的确，“知道某种身体状况可能导致很小的死亡概率是很可怕”，但是，“那么小的概率会让你特意毁掉自己的孩子吗？如果知道极有可能不必堕胎，你还愿意做这些让自己良心不安的事吗”？针对这种胡说八道（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死亡的概率极高）外加让人产生愧疚感的组合套路，《阴道圣经》（The Vagina Bible）的作者、世界著名妇科医生珍·甘特在推特上评论道：“不要试图让‘宫外孕的胎儿也是婴儿’的说法合理化！如果你从来没有治疗过一个因为宫外孕而满肚子是血的女人，在你还没有害死人之前，你给我闭嘴，坐下来好好学习。”她说得一点没错。
显然，很多男人觉得自己有权利控制怀孕的身体，却对怀孕的身体如何运作毫无概念，也没有兴趣去了解。显然，也有一些女性因为有人反对控制和强迫她们怀孕的做法，而认为这些反对者冷酷无情。
认为对堕胎采取严格的法律限制是为了保护生命，这种说法越来越不可信。支持这些禁令的许多共和党人，甚至是大多数共和党人，也支持一个在任期内造成七名被拘留的移民儿童死亡悲剧的政府（同时，“失去”了几千名其他儿童，或更准确一点地说，是偷走了几千名其他儿童）。许多支持这些禁令的共和党人也支持死刑。就在亚拉巴马州签署了美国最极端的反堕胎法案的后一天，凯·艾维拒绝让一名死刑犯缓刑，这名犯人随后被处决。在我写作此书的时候，另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的男子也在等待同样可怕的死亡，他将被执行注射死刑。人们不禁要问，生命到底是神圣还是不神圣？
绝大多数支持这一反堕胎立法的人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美国产妇死亡率高得惊人的问题（特别是黑人、美洲原住民和阿拉斯加原住民女性）；他们对让贫困儿童获得额外子女抚养费的问题几乎没有兴趣；他们不关心劣质食品和水（包括众所周知的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的水污染事件），导致许多美国人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他们极其反对扩大平价医疗服务；他们往往对警察暴力和国家批准的处决极为冷漠，这些问题现在因为“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已经引起了人们的迫切关注。
还有一点，堕胎合法化后，堕胎率并没有上升，女性不再需要寻求非法堕胎的途径，但反堕胎活动家对此不以为然。非法堕胎会产生更为糟糕的健康后果——有时是悲惨的后果，包括死亡。
因此，反堕胎运动关心的并不真的是生命，也不真的是出于宗教原因——至少并非像眼下这样，把这个运动在文化上和基督教的宗教教义直接联系起来。诚然，个别人坚持认为，他们的反堕胎立场是因为他们是基督教徒，参与当地的宗教文化——他们也许是真诚的，说的也是实话。但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地方宗教文化很容易以其他方式影响人们的生活。特别是，近年来为了明确的政治目的，福音派对堕胎的态度受到了蓄意操纵。
这些政治目的从一开始就利用了反女权主义的情绪。法律学者琳达·格林豪斯和雷娃·B.西格尔在一系列重要的论文中表明，当代美国的反堕胎运动起源于在“罗诉韦德案”判决前提出的“3A战略”，这个战略是为了动员原来投票给民主党的美国人把票转投给共和党，向他们强调迷幻药、特赦（针对所谓的越战逃兵）及堕胎造成所谓的道德威胁——对核心家庭构成威胁。
在前一年出版的著作中，格林豪斯和西格尔指出：
通过给麦加文冠以“3A候选人”的恶名，谴责作为一种随意放纵的青年文化的堕胎权，侵蚀了传统的权威形式。反对堕胎权的理由并不是说堕胎是谋杀，而是因为堕胎权（像要求大赦一样）使传统角色的解体得到法律认可，根据传统，男人应该随时准备战死沙场，而女人则应该全心全意为人妻母。
（Linda Greenhouse and Reva B. Siegel，Before Roe v. Wade：Voices that Shaped the Abortion Debate Before the Supreme Court’s Ruling（New York：Kaplan，2010），p. 257. 正如格林豪斯和西格尔在他们的文章中所表明的那样，尼克松的反堕胎立场最终取得的效果非常有限：在堕胎问题上表明立场本身似乎并没有什么好处，但尼克松的竞选团队看到了利用堕胎问题带来的战略利益，因为它具有表达社会保守主义的力量。1972年8月28日，竞选战略家向约翰·埃利希曼发送了数据，显示“包括罗马天主教徒在内的大多数美国人现在赞成自由的堕胎法”，“总统决定将此事留给各州处理，……私下里申明，‘堕胎改革’不是联邦政府采取行动的适当理由”，他“作为总统绝不会采取行动”。就在三天前，全国各地报纸公布的1972年中期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64%的人支持堕胎法完全自由化，创下了历史新高”，比前一年的1月份有了大幅增长。与教会高层日益大力宣扬的教义信息相反的是，新民意调查显示，相当多的天主教徒事实上支持放宽堕胎：“56%的天主教徒认为，堕胎应该由女性和她的医生决定。”……1972年11月，在最高法院宣判罗诉韦德案的两个月前，尼克松在大多数天主教选民的支持下赢得连任，尽管堕胎并不是为他拉选票的重要决定因素。不久之后，当法院宣判罗伊案时，尼克松“指示他的助手们‘不要参与’该案”。[Greenhouse and Siegel，“Before（and After）Roe v. Wade，p. 2058]）
在那个时代，反对堕胎的情况也是如此，而且更为广泛。正如格林豪斯和西格尔在谈到臭名昭著的反女权主义者菲莉丝·施拉夫利时所指出的那样。“［她］对堕胎的攻击从未提及谋杀；她谴责堕胎，将其与‘平等权利修正案’和儿童保健联系起来。”总而言之，那时的反堕胎运动为了宣扬所谓的家庭价值观，利用了宗教的力量，但并不是由平民宗教运动推动的。而这些（同样还是所谓的）家庭价值观甚至都不涉及对性本身的监管：相对而言，人们对控制男人的性行为或生育自由没有兴趣。正如米歇尔·奥伯曼和W. 戴维·鲍尔最近指出的那样，男性几乎一直安然置身于反堕胎活动家的怒火之外，虽然意外怀孕十有八九发生在异性关系中，而且大多数要做堕胎手术的人都说她们的伴侣同意她们的决定，但极少有人因为男人参与了选择堕胎而给他们定罪——更别说罪魁祸首就是他们考虑不周的射精。正如奥伯曼和鲍尔所言：
虽然因为堕胎而起诉男人有合理的法律依据，但这么做显然很罕见，这让我们意识到一些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直到现在，我们在这场辩论中的态度是有问题的。男孩还是那个男孩，但怀孕的女性却一定是因为行为不检点。我们觉得，对女性的性行为进行约束是件顺理成章的事，但如果对男性采取同样做法，人们会感到震惊。虽然把男人和堕胎放在一起讨论可能会显得很奇怪，但不这样做就更奇怪了，因为如果没有男人，女人就不会意外怀孕。
（Michelle Oberman and W. David Ball，“When We Talk About Abortion，Let’s Talk About Men”，The New York Times，June 2，2019，https://www.nytimes.com/2019/06/02/opinion/abortion-laws-men.html.）
要继续详述那些反堕胎支持者的虚伪性，同时又让人们看到他们可能提出的论辩站不住脚，并非难事。（例如，有人可能会争辩说，一个人可以始终支持死刑，但同时仍然会反对堕胎，因为堕胎涉及的是无辜的生命。在理论上，这也许没问题，但在实际情况中，这种辩解十分苍白，因为错误定罪的现象普遍存在，特别是对美国黑人而言。）在很多方面，根本没必要多说：反堕胎活动家的话越来越暴露了他们的想法。体外受精的做法是选择最强壮的胚胎植入子宫，丢弃其他剩余的胚胎。亚拉巴马州参议员克莱德·钱布利斯，在解释为什么号称保护受精卵、胚胎和胎儿的法案不会影响试管受精的合法性时说：“实验室里的卵子不能算，它不是在女人身体里，她没有怀孕。”这种评论真是太厚颜无耻了，赤裸裸地表达了反堕胎运动的真正逻辑：他们不是为了保护生命，而是为了控制女性，为了强化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期望，那就是，女人要为指定的男人“提供”孩子。（许多跨性别男性，以及可以怀孕的非二元性别者，同样受到随之而来的政策的影响。）
这并不是说，女人因此被视为次等人类生物、非人类动物，甚至仅仅是容器。在观念上，女人的人性对生养孩子这件事而言实在是至关重要：无论是在生孩子这件事上还是在其他事上，她给男人的东西应该都是一种特定的人的服务。她不仅仅应该生这个孩子，就像《使女的故事》中一样，只是完成繁殖任务；生了孩子之后，她还要忘我地照顾孩子（要比男人应该做的多得多）。但是，即使她的人性没有疑问，这种人性也应该用在别人身上。她的定位不是一个作为人的个体，而是一个作为人的提供者——提供生育，提供情感劳动，提供物质支持，提供性满足，只要是她的男性伴侣想要这些。而他，也相应地被视为有权利从她那里得到这些商品，这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同样，他也被视为有权放弃这些商品。对于许多有权有势的共和党男人来说，他们反对堕胎也有例外情况，尤其是当所谓的情妇怀了他们不想要的孩子时。
与反堕胎立法一样，要想通过厕所法案，就要先塑造一个不道德的、应该受到谴责的群体形象。在堕胎的案例中，这个人是一个无情的顺性别女性，一心要杀死她“未出生的孩子”；在厕所法案的案例中，这个人是一个具有攻击性的跨性别女性——或者说，是一个为了能使用厕所而装扮成跨性别女性的顺性别男性。与反堕胎立法一样，要想通过厕所法案，还要塑造一个名义上的受害者。在堕胎的案例中，这个受害者是一个脆弱得令人心痛的胎儿，它有可能会长大成为下一个爱因斯坦；在厕所法案的案例中，受害者是一个可能会被袭击的顺性别女性。一些人早就蠢蠢欲动，想要监管所谓的道德败坏者，这些名义上的受害者正好成为前者满足了这种欲望后可以为其所用的借口。
现实中，在公共厕所里袭击过别人的跨性别女性，或自称是跨性别女性的顺性别男性，数量非常少。最近的研究显示，自2004年以来，这样的犯罪报告在美国每年大约只有一次。与此同时，不屑于装扮成跨性别女性的顺性别男性在公共厕所里袭击女性的案例倒是不断增多：同一组研究人员发现，在同一时间段内，这种情况发生了150余次。那么，为什么我们会从某些渠道听到那么多有关跨性别女性（或者，自称是跨性别女性的顺性别男性）的假想威胁，而肆无忌惮的顺性别男性对全体女性构成的真正威胁，我们却知之甚少？答案当然是“恐跨症”（transphobia）——特别是针对跨性别女性的“厌跨女症”，当厌女症和恐跨症交叉在一起时，会变得格外危险而有害。
咬定跨性别女性或假装成女人的男人具有侵害性，这种想法并非偶然。把这两类人用一个“或”字分开，会掩盖一个事实，即那些顽固的恐跨症者，往往将这两类人视为同一类人。在这种情况下，针对跨性别女性的暴力就更可能发生，而且更为常见。
贝特彻在一篇文章中讨论了著名的格温·阿罗约案件，主人公是一个来自加州的17岁跨性别女孩，2002年遭到无情殴打并被谋杀。在被谋杀之前，阿罗约参加了一个派对，在派对上，有人对她的生殖器表示怀疑，导致她被强迫暴露生殖器，使得她跨性别的身份被粗暴地公开“曝光”。正如贝特彻指出的那样，围观者随后宣布“他是真正的男人”，这似乎成为四名年轻的顺性别男子对阿罗约进行恶性攻击的原因。这四个年轻男子是杰森·卡泽尔、迈克尔·麦吉德森、杰伦·纳博尔和何塞·梅雷尔，他们后来被指控一级谋杀。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个人中有两个（梅雷尔和麦吉德森）在派对前几天和阿罗约有过性接触。他们随后的暴怒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自认为应该得到的权利——既然阿罗约表现为女人，既然他们产生了对她的性欲，那么，阿罗约在出生时被指定的生殖器和性别就应该符合他们的期望。
在杀死阿罗约之后，他们把她受到重创的尸体埋在了150英里外的荒野里，然后去了麦当劳。很多人非但没有认为这些年轻人应该对阿罗约的死负责，反而对他们表达了同情和支持。正如贝特彻描述的那样，他们以指责受害者的逻辑为施害者找借口。其中有一个施害者的母亲说：“当你发现你身边的美女其实是个男人，是个正常的男人都会发疯。”一位名叫扎克·卡莱芙的学生记者认为：“他没有对他们说实话，如果他说了实话，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她这样误判阿罗约的性别，在道德上进一步伤害了她。尽管事实上，在杀人前几天，这几个年轻人就已经在怀疑阿罗约的生殖器，他们的一位律师还坚持认为，他们是出于“极度的震惊、惊奇和困惑”而“激情杀人”。他们杀人是因为受到了“触及原始本能”的挑衅——这种挑衅来自阿罗约的“性欺诈、欺骗和背叛”。这些说法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这些男人不仅有权去看阿罗约衣服下面的生殖器状况，而且在这种权利受到挑战时，他们还有权“发疯”，甚至可以杀死她。
尽管这个例子可能很有戏剧性，但部分享有特权的男性普遍有一种应得权利感，认为自己有权管理、控制和统治女性的身体——不论她们是顺性别女性还是跨性别女性。而这导致的直接结果是，那些受到这种厌女行为监管的人，往往被斥为道德怪物，虽然她们才是被折磨得最惨的人。

2022-12-27 12:05:47 回应

“男人就是觉得他们有权利享受我们的劳动。”达茜·洛克曼在《所有的愤怒：母亲、父亲，以及平等伴侣关系的神话》（All the Rage：Mothers，Fathers，and the Myth of Equal Partnership）中这样写道，“这种应得权利感的光彩如此炫目。”这也给许多异性组合家庭蒙上了一道长长的阴影：拥有男性伴侣的母亲，在抚养子女和承担家务中付出的比例要比她们的男性伴侣多得多。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过一个说法——“第二轮班”，用来描述女人每年多做的一个月家务，这样的劳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并没有被编入家庭预算。

2022-12-27 12:26:13 回应

在前文中，我介绍了米兰达·弗里克有关认知不公的概念——具体来说是“证言不公”。这个概念指的是，由于在相关知识领域（例如，她的身体体验、疼痛、疾病等），人们对社会群体中的某些成员（例如，黑人女性）存在歧视，她的话没有得到应有的信任。作为那个领域中的知情人，她遭到了不公平的反驳或无视。我在这里介绍的“认知权利”的概念显然与“证言不公”的概念密切相关，它们虽然不同，但又是互补的。“证言不公”表现为，处于弱势的说话者被不公平地忽视——通常是在她试图提出自己的观点后，而“认知权利”则表现为，一个有特权的说话者专横地认为自己有更大的话语权。这样理解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认知权利”是“证言不公”常见的前兆和原因。
在其他情况下，认知权利的表现可能会导致处于弱势的说话者决定在谈话中不发表意见，虽然她原本想发表意见，而且这个意见是恰当的。这种情况就会经常构成哲学家克丽丝蒂·多森所说的“证言窒息”（testimonial smothering），即说话者预判到，她的话不会被合理接受，反而可能使她处于“不安全或危险”的境地，于是选择自我沉默。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可能是因为其证言中的某些具体内容从她这样的说话者嘴里说出来就是不安全或危险的。她选择自我沉默，可能是因为像她这样的说话者如果敢说任何话，或者敢打断男人的夸夸其谈，就会陷入不安全或危险的境地。一个男性说教者几乎是不容被打断的。

2022-12-27 12:58:08 回应

要把一个男孩培养得自信、快乐，同时又要恰当地对待自己的特权，似乎是一个特别艰巨的道德挑战。很明显，我们不应该让任何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成为一个坏蛋，不应该让这种可怕的感觉困扰他的童年。如果走了极端，那将百害而无一益，是不道德的，甚至是一种虐待。所以，关于如何在这件事上取得正确的平衡，我和丈夫期待着向其他拥有必要智慧和经验的人学习。我们还需要学习如何处理没完没了的育儿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数是不分性别的。在这些方面，我不想以专家自居；事实上，在我生命的这个阶段，我根本不可能成为专家。
正如我在书中所写到的那样，“应得权利”常常用来指某些人错误地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或者是别人亏欠他们的东西。但是，即便如此，“应得权利”不是一个肮脏的词：应得权利可以是名副其实、合情合理的东西。
我认为，以准父母的视角看待这个问题会很有帮助，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当涉及女人真正应该得到或未得到的东西时，人们很容易掉进指责受害者的陷阱里。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不公正的社会性世界里，我很少会因为一个女人没有认识到她在道德上应有的权利，或者在得不到这些权利时保持沉默而去指责她。下面这两种做法是不同的：一种是充当马后炮，而且常常是评头论足地指出女人应该以某种方式坚持自己的权利；另一种是希望我的女儿和她的同伴们以一种前瞻性的方式获得维护自己权利的能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她总是能够安全有效地要求获得自己应得的东西：有一部分东西正是厌女症所控制和禁止的。但我希望她至少要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拥有哪些权利，并有能力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维护自己的权利。如果她无法得到这些权利，我希望她能代表她自己，同时也代表那些处于弱势的人，明确地表达愤怒，并且采取行动去推动结构性的变化。

2022-12-27 14:03:26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