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夕felicity对《原子与灰烬》的笔记(6)

苏联的管理文化中素来有互相指责的传统。在这场指责博弈之中，要是手上的牌没打好，丢掉的不仅是职位，还可能是自由。在斯大林统治期间，一旦在自己的监管期间发生工业事故，管理者常常要受到审判。他们会被指控为蓄意破坏者或敌方间谍，罪名也经常被坐实。他们的生存之道就是将责任推给下属，在自己受到惩罚之前先行惩罚别人。谢苗诺夫很清楚这些游戏规则，打得一手好牌。短短几年之后，他就被提拔为整座马亚克综合厂的厂长，最后去了莫斯科任副部长，直接听命于前总工程师叶菲姆·斯拉夫斯基，直至退休。
谢苗诺夫公开斥责科马罗夫，是为迎接中央政府派来的调查委员会做准备。他找到了替罪羊，将事故责任从设计者和高层管理人员转移到了执行人员的头上。在很多人看来，科马罗夫就是罪魁祸首。“一段时间之后，大家都觉得我就是肇事者，全都是我的错，别人一点问题都没有。连和我一起在废料罐场区内工作的人都对此确信无疑。”
听到马亚克综合厂爆炸的消息后，工厂的前总工程师叶菲姆·斯拉夫斯基大吃一惊。他刚刚被任命为中型机械制造部的部长，这个部门的名字掩盖了其真实目的——延续贝利亚的原子弹项目。如今，斯拉夫斯基负责掌管全苏联的核工作，从产钚到制造核弹并试爆，无所不包。反应堆和放射性废料罐本不应爆炸，但现在，一个放射性废料罐已经爆炸了，斯拉夫斯基必须应对这起事故。在斯拉夫斯基的职业生涯中，此次危机的紧急程度之高，令此前发生的所有核事故都相形见绌。
在公寓楼中，他们检测了家具和个人物品受污染的情况。一间公寓内，辐射管控官发现了一个受到严重放射性污染的摇篮，用来制作摇篮的金属管有可能是在事故发生数月甚至数年以前从产钚厂偷来的——这是苏联消费品长期短缺的一个例证。曾经睡在这个摇篮里的孩子已经死了，照顾他的母亲也去世了，父亲则病入膏肓。

2023-10-15 10:10:23 回应

虽然美国科学家受到法令约束，无法向英国同行透露太多有关原子弹的机密，但他们也没有完全背弃他们的战时盟友。毕竟，美国也不愿看到英国的反应堆发生堆芯熔毁、爆炸等事故，损害“自由世界”，助长“非自由世界”的士气。英国和美国互派代表团横跨大西洋进行实况调查、指导和咨询。1948年，一支代表团访问英国，欣顿由此了解到“维格纳增长”(Wigner growth)——这个现象得名于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尤金·维格纳(Eugene Wigner)，他曾参与芝加哥1号反应堆的建造，并主持了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研究工作。“维格纳增长”是指受燃料通道中裂变反应的影响，构成反应堆主体的石墨块会膨胀，因此，必须要在石墨块之间留出“维格纳增长”的空间。
英国人还了解到，他们必须考虑另一种维格纳现象，即“维格纳能”(Wigner energy)，也就是在裂变反应下石墨累积的大量潜能。美国的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就曾告诫欣顿及其工作人员，要警惕维格纳能的风险。如果不及时释放维格纳能，能量累积直至达到石墨的燃点，石墨便会在高温状态下起火。“维格纳增长”可以通过调整反应堆设计来解决，维格纳能的处理则不同，需要定期进行被称为“退火”的特殊操作，把累积的能量释放掉。在能量达到临界水平之前，反应堆操作员须提高反应水平，从而使反应堆温度升高，随之释放掉石墨中累积的过剩能量。
不过，美国所提供的知识和建议总是比较零散，有时甚至是“马后炮”。“维格纳增长”就是典型的例子。反应堆建造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英国人才得知石墨块之间需要额外留出膨胀的空间。幸运的是，他们发现与美国人使用的合成石墨相比，他们用的天然石墨的膨胀性没有那么大。另一项耗资更高的调整方案是由约翰·考克饶夫从美国带回温茨凯尔的。
在橡树岭之行中，考克饶夫了解到X-10石墨反应堆有“口气”的问题，如果装有辐照铀的铝制燃料元件因温度上升或机械原因而受损，反应堆就会将辐射“吐”至大气中。美国人在长岛建造了改进版的反应堆，装配了用来拦截放射性粒子的特殊过滤器，这样做至少能拦截其中一部分粒子。考克饶夫回到英国后，决心也在温茨凯尔反应堆上安装过滤器。从建筑学和工程学的角度看，他的这个发现来得太迟，难免会造成恐慌——用来排出热空气的烟囱早就开建了，地基和外壁的修建工作都已完成，烟囱的高度超过21米。尽管如此，考克饶夫还是坚持要求加装过滤器。

2023-10-15 10:58:15 回应

在第一声警报响起后，策韦、福斯特、弗雷德里克和沙伊曼便一同来到控制室，他们试验了不同的猜想，尝试了不同的操作程序，但始终不明白反应堆发生了什么问题。在控制台上，100多个警报器纷纷响起，操作员们手足无措，也很难确定危机处理的优先级。还有一部分指示器爆表，无法在事故条件下正常运行，使得操作员无法得知一些重要系统的运行情况。还有一些信号是无法从控制台上看到的，操作员也就很难监测它们。他们最需要的是显示先导式卸压阀是否关闭的信号，但控制台面板上却没有安装相应的指示灯。
他们的运气也不太好。策韦曾怀疑先导式卸压阀出了问题，便让一名操作员看一下阀门上方的温度，这个温度可以作为阀门是否关闭的一个指标。操作员却错读了另一个仪表上的数值：他告诉策韦的温度是228摄氏度，而真实的温度是283摄氏度。这55摄氏度的温度差至关重要，使得策韦误以为先导式卸压阀已经关闭。他们最后的希望是机组的计算机，但由于数据量太大，计算机也已经超负荷了。“100多个警报同时响起，”弗雷德里克回忆说，“IBM打印机每次只能打出一条。所以当大量警报信号以大概每秒10—15个的速度涌现之时，打印机的速度就完全跟不上了。”打印出来的数据读数有两三个小时的延迟，有些页面上还满是乱码，问号、句号、破折号挤成一团。打印机还一度卡住不动了。
策韦和他曾在海军服役的手下们孤立无援，只能凭直觉来操作，而直觉主要来自他们当初作为潜艇反应堆操作员的工作经验。跟所有潜艇反应堆操作员一样，他们首要关注的就是避免稳压器以水实体工况运行。对于停堆的潜艇反应堆来说，冷却剂丧失并不是大问题，因为在这一阶段，小型反应堆产生的热量不足以损害堆芯。但对于巨型的发电反应堆来说，冷却剂丧失带来的威胁远大于稳压器以水实体工况运行。显然，这些海军军人没有在直觉层面抓住这一重要差别。相反，直觉告诉他们要竭尽全力，避免稳压器以水实体工况运行。

2023-10-15 18:51:11 回应

现在的问题是接下来该如何发展：是使用水-水反应堆或石墨水冷反应堆，还是使用当时苏联研发的其他设计方案？还是说多种类型的反应堆混用更合适？苏联高层最初的决定倾向于水-水反应堆。多列扎利后来回忆道：“直到评估了苏联机械制造厂的生产能力之后，我们才发现这样做不现实。”苏联只有一家工厂有能力生产水-水反应堆所需的容器，要想提高容器的产能，就必须建造新的高科技工厂——按照多列扎利的说法，这将导致大规模扩建核电设施的计划推迟至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政府等不了这么久。高科技解决方案并没有被完全放弃，但在采取实际行动前，多列扎利成功说服了政府官员，着手建造技术成熟的石墨水冷反应堆。
他的核心理由很简单：如果利用现有的制造基地建造石墨水冷反应堆，他们可以在五六年内建成一座新反应堆，而美国建造一个水-水反应堆则需要8—10年。他的另一个理由是反应堆不仅可以用于发电，还能生产钚。此外，这种反应堆无须停堆就可以换料，这一特性能够大幅度提高生产率。最后，一旦遭受中子辐照，反应堆的任何部件都可替换重装，这是西方那些竞争对手所不具备的苏联优势。最终，苏联选择了RBMK。
在1957年成功处置马亚克综合厂核事故并借此为自己开启政治生涯的叶菲姆·斯拉夫斯基，此时是苏联中型机械制造部的部长，负责新反应堆的研制和建造。他将工程师设计的石墨水冷反应堆图纸转交给多列扎利和亚历山德罗夫，要求他们着手改进现有设计。二人欣然从命，并于1967年提交了设计蓝图。设计稿几乎立即得到了批准。第二年，中型机械制造部下发指示，要求按照多列扎利和亚历山德罗夫的设计方案建造4座石墨水冷反应堆。苏联人正争分夺秒，全力“赶超美国”——这是刚下台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的口号，就算无法赶超美国，也至少应满足苏联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反应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1973年12月，RBMK在位于小镇索斯诺维博尔(Sosnovyi Bor)的列宁格勒(Leningrad)核电站首次公开亮相。这座反应堆也是苏联首座功率达到1000兆瓦电力的反应堆。多列扎利和亚历山德罗夫出席了庆祝首座RBMK并网发电的仪式。为了让苏联核电在短期内取得成果，苏联人所称的VVR（即水-水反应堆）输给了RBMK。当时流传着一段短诗：“他们说，在苏联，未来将只有VVR，现如今，你们看，能发电的是RBMK。”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多列扎利颇有几分得意地写道，直至1979年，苏联才建成首座功率达到1000兆瓦电力的水-水反应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建成能大批生产反应堆容器的新工厂后，水-水反应堆才开始批量生产。他继续说道，到了1980年，苏联在运的RBMK-1000反应堆已经接近10座（实际上是7座）。但问题是，RBMK的安全性不太好，容易发生两类事故——石墨起火、蒸汽爆炸，而当时的大部分在运反应堆只容易发生其中一种事故。正如一名美国核工业人士调侃的那样，RBMK可以拿一个“核裂变发电最危险方式奖”。
斯拉夫斯基、多列扎利、亚历山德罗夫等苏联核弹元老把控着这个国家核能发展的关键环节，因此RBMK不仅是合理的选择，而且几乎是必然的选择。正如RBMK的发展谱系所示，他们始终在抄近路，依赖现有的型号，并把尚未妥善解决的问题带到新设计当中。首先，他们以美国汉福德型石墨水冷反应堆为原型，建造了用于产钚的反应堆，随后又利用这个基础设计在奥勃宁斯克建造了首座核电站。在选择工业反应堆的堆型时，作为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过渡，他们将奥勃宁斯克的石墨水冷反应堆作为原型，直至有足够的能力建造更加安全的水-水反应堆。
20世纪70—80年代，苏联选择了基础设计过时、运行危险性高的反应堆堆型，主要是因为时间紧迫、资源缺乏。这种反应堆的机密部件完全由苏联本国生产，这不仅成为一种对外宣传的工具，也可向国内证明依靠RBMK的政治合理性。用一位业界顶尖专家的话说：“RBMK诞生于贫瘠与雄心、创新与宿命、秘密与宣传的交织。”正如苏联经济和核工业的领导者们于20世纪60年代所设想的那样，未来是属于VVR的。1975—1986年，有33座反应堆开工建造，其中包括17座VVR和14座RBMK。然而，在更安全的未来到来之前，多列扎利和苏联核机构的其他人还是未能摆脱过去埋下的恶果。事故发生在一个名为切尔诺贝利的地方。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历史始于1965年。那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还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乌克兰领导人向中央政府请愿，希望能在乌克兰建造3座核电站。最终，他们获得了建造一座反应堆的许可和资金，厂址选在人烟稀少的乡村地区，位于基辅以北约100公里的乌克兰—白俄罗斯边界。核电站尚未动工就因距施工地约15公里的古城切尔诺贝利而得名，而以附近河流命名的普里皮亚季是一座崭新的现代城市，距核电站仅有2公里。
后来，许多人在核电站选址中看到了凶兆。在乌克兰语中，Chornobyl是一种灌木的名字，其中一个品种名为“苦艾”。在《圣经·启示录》中，一颗名叫苦艾的星“像火把从天上坠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令水都变苦了，许多人因喝了这种苦水而死去。乌克兰和其他地方的很多人都相信，《圣经》中便记载了对切尔诺贝利灾难的预言，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就是其中之一。如果有人相信这个说法，那么他们也应相信，预言中包含了某种形式的“中国综合症”。然而，在1965年，负责选址的苏联人不会考虑到这一点，直至核事故发生后，“中国综合症”才成为关注的焦点。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最开始准备使用气冷反应堆，其基础堆型类似于科尔德霍尔核电站所建的镁诺克斯反应堆。这种反应堆使用石墨作为慢化剂，以气体为冷却剂，其安全性通常被认为要比石墨水冷反应堆更好。但等到1970年核电站开建时，苏联气冷反应堆的设计方案尚未获得批准。与此同时，RBMK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切尔诺贝利最终采用的仍是RBMK。1977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第一座反应堆达到临界状态，第二、三、四座反应堆分别于1978年、1981年、1983年达到临界状态，另外还有两座反应堆在建，普里皮亚季河对岸还计划再建6座反应堆。多列扎利的超级核电站概念虽从未在西伯利亚实现，却似乎在乌克兰落地了。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1号反应堆是第3座在运的RBMK，前两座分别在列宁格勒核电站和库尔斯克(Kursk)核电站。这些反应堆建于苏联核工业实施《核电站安全通用条例》(General Regulations for Nuclear Power Plant Safety)之前，实际上存在发生重大事故的隐患。它们缺少应急冷却系统和事故定位系统。2号反应堆同样如此，也属于第一代安全性较差的RBMK。3号和4号反应堆属于第二代，配备了应急冷却系统和事故定位系统。
虽有重大改进，但两代反应堆都缺少三里岛压水堆配备的密闭安全壳。这种安全壳不仅造价高昂，而且由于多列扎利于1946年将美式石墨水冷反应堆的燃料棒从水平放置改为垂直放置，建造这种安全壳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为了能在垂直方向重新更换燃料棒，他们必须在7.3米高的反应堆顶部加设一个近35米高的结构来安装专用起重机。因此，反应堆结构过高，无法在其外部建造安全壳。他们觉得这种反应堆没有安全壳也足够安全。
切尔诺贝利的RBMK还有更多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都与可吸收中子的硼控制棒有关。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控制棒将下降至反应堆堆芯中，从而停止反应。控制棒尖端装有石墨，可起到润滑作用，使控制棒更易在金属通道中上下移动。当控制棒从起始位置插入反应堆堆芯时，最先进入临界区域的是控制棒的石墨尖端，而非硼棒，反应强度会瞬间增大，与控制棒本应起到的作用背道而驰。这种现象被称为“正紧急停堆效应”(positive scram e ect)。另一个问题是控制棒需要近20秒才能下降到“停堆”位置，是美国压水堆控制棒下降时间的4倍。
反应堆最大的问题和控制棒无关，而是所谓的正空泡系数(positive void coe cient)。在RBMK中，作为反应慢化剂的不仅有石墨，还有能吸收中子的冷却水。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流入反应堆的水流中断，中子无法被吸收，反应强度就会增加，使反应堆达到超临界状态。如果发生冷却剂丧失事故，也就意味着没有足够的水来为超临界的反应堆降温，反应堆堆芯极有可能熔毁。反应堆下方设有密封水池，用于吸收流经反应堆的水管可能产生的漏液，但如果发生堆芯熔毁事故，水池就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如果反应堆堆芯因上述原因熔毁并落入水池，就会引起蒸汽爆炸。
的确，如果有业务娴熟的操作员深知反应堆的设计弱点并严格遵守指示和规定，那么在他们的监控下，RBMK就不会发生堆芯熔毁事故，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建成后的前13年也确实平安无事。从未有人告知操作员反应堆的设计存在缺陷。操作员对反应堆的安全性深信不疑，这使得他们已经有了忽略安全程序，以便执行特殊任务的心理准备——不管这项任务是完成工作指标，还是进行安全测试以提升反应堆性能。反应堆设计者之所以不把反应堆存在的问题告知操作员，与苏联原子弹项目最初几年形成的保密文化有关。只要涉及苏联的核能生产，保密性总是凌驾于安全性之上。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起因其实早有展现。1975年11月，列宁格勒核电站发生过一次事故，暴露了RBMK的设计问题。这起事故是由正紧急停堆效应引起的。但有关这起事故以及因此泄漏到大气中的150万居里辐射，不仅外界一无所知，就连核电站的操作员和工程师也被蒙在鼓里。一位列宁格勒核电站的工程师回忆，他曾请求一名安全官员解释一下事故的起因。他这样形容这位官员的反应：“他坚定地告诉我，我什么都不懂，苏联生产的反应堆不会轻易发生爆炸。”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事故起因，其中就有多列扎利领导的研究所派出的代表，但列宁格勒核电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委员会并没有把相关信息告知其他核电站的RBMK操作员。可以说，导致1975年列宁格勒核电站事故的多重因素，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再次出现。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的几年前，苏联能源与电气化部的一位副部长M.V.鲍里索夫(M. V. Borisov)认为，三里岛核事故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受训于美国海军的反应堆操作员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鲍里索夫称，苏联从一开始就只允许大学毕业生来操作反应堆。事实确实如此。但在20世纪70年代，苏联核工业发展迅猛，大学培养的专业人员数量有限，不足以维持核电站的日常运行。高层管理人员尤其短缺，很多高层关键人物都是从火电厂的类似岗位转来的。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也不例外。核电站站长维克多·布留哈诺夫(Viktor Briukhanov)出生于1937年，电气工程师出身，最早在火电厂运行涡轮机组。布留哈诺夫的副手、核电站总工程师尼古拉·福明(Nikolai Fomin)同样如此。此外，与美国的情况类似，一批海军退役军人挽救了苏联核工业高级人才短缺的局面，他们上过大学，又掌握了运行核潜艇小型反应堆的技能。虽然这类人不像他们的美国同行那样在行业内占据主导地位，但他们的数量并不少。在切尔诺贝利，最资深的有海军服役背景的主管或许是副总工程师阿纳托利·迪亚特洛夫(Anatolii Diatlov)。他是西伯利亚人，1931年出生，毕业于大名鼎鼎的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Moscow Engineering and Physics Institute)——苏联第一代核工程师都出身于此。他毕业后被调回苏联东部，前往远东区城市阿穆尔河畔共青城(Komsomolsk on the Amur)。在共青城，他负责为苏联弹道导弹潜艇安装多列扎利设计的压水反应堆。迪亚特洛夫管理着一个约20人的工程师团队，工作14年后，他决定迈向下一步。一种说法是，他厌倦了背井离乡、在海上花费大量时间测试反应堆的生活；另一种则是，他在工作中受到高剂量的辐射，导致他的孩子死于白血病。
第二天，谢尔比茨基在基辅迎来了两位戈尔巴乔夫的全权代表，并把他们带到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其中一位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于4月29日受命领导中央政治局行动小组，负责处理此次核灾难，另一位是戈尔巴乔夫的心腹叶戈尔·利加乔夫(Yegor Ligachev)。戈尔巴乔夫曾在二人动身前与他们见了面，但却没有表现出自己也要一同前往的意愿。从莫斯科来的贵客会见了谢尔比茨基、勒加索夫和政府委员会的其余成员，并视察了现场的情况。直升机飞行员还在反应堆上方空投。5月1日劳动节那天，他们投掷了1900吨的沙子、硼等物质。飞行员们冒着巨大的风险在反应堆破口上方盘旋，这对他们的生命和健康都会产生威胁。334名直升机机组人员和共计1400名飞行员受到了超出可允许水平的辐射。而反应堆内的石墨依旧在燃烧，不断将放射物散播至空气中。
在离开切尔诺贝利之前，雷日科夫批准了一项提议：将受损反应堆周边隔离区的半径从10公里扩展到30公里。新划定的隔离区不仅包括普里皮亚季市，还包括切尔诺贝利古城及其附近的村庄，因此还须再疏散8万—9万人。除此之外，这一带的牲畜也要撤出来，整个疏散工作预计到5月底才能结束。苏联政府意识到“热点”辐射区域远超原定10公里半径的范围，因此做出了扩大隔离区的决定。由于当时还没有准确的辐射污染地图，因此隔离区的划定只能靠估计。30公里半径范围内的隔离区既包括受到高度核污染的区域，也包括相对“洁净”的区域。因此，在继续扩大隔离区的过程中只能逐一分析每个地区，将更远的污染区域囊括进来。如今，这个隔离区除了乌克兰的部分地区，还有部分白俄罗斯的领土，整体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一个圆。
与亲临事故现场的吉米·卡特不同，戈尔巴乔夫在事故发生后近3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去过切尔诺贝利，但他的代表在现场行使的权力，却是卡特的代表哈罗德·登顿无法企及的。
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调动了核管理委员会的资源，试图亲自参与三里岛核电站的事故处理，但他并未独揽大权——核事故技术层面的处理是由大都会爱迪生公司的高层和三里岛核电站的管理层来决定的，而疏散人员的范围和时间则由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理查德·索恩伯勒决断。相反，在切尔诺贝利，从疏散区域的划分到石墨起火的灭火策略，大大小小的事宜均由戈尔巴乔夫的全权代表和中央政府派出的委员会决定。鲍里斯·谢尔比纳领导的委员会从莫斯科抵达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时候，站长维克多·布留哈诺夫就出局了。现在，掌握决定权并为此负责的是谢尔比纳的上级尼古拉·雷日科夫。
5月2日晚，雷日科夫在事故区视察了几个小时后，立即返回了莫斯科，他领导中央政治局行动小组并调动全国的资源，以应对这场核灾难。苏联领导层终于知晓了事故的实际规模。在核电站，政府方面的协调工作由中央政府派出的代表负责。雷日科夫视察事故现场的几天后，鲍里斯·谢尔比纳回到了莫斯科。他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了工作后，径直去了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操作员和消防员看病的医院——他受到了过量辐射，感到身体不适。又过了4年，谢尔比纳于1990年8月去世，享年70岁。与此同时，雷日科夫派了另一名代表前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领导政府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和成员将按照轮换方式产生。当时，负责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运营工作的是伊万·西拉耶夫(Ivan Silaev)——后来在“八一九”事件期间，他在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的政府中扮演重要角色。

2023-10-16 10:31:43 回应

当灾民们纷纷向远离核电站的方向撤离时，菅直人决定亲自去一趟核电站。“我一直是个事必躬亲的人，”他后来写道，“我认为，领导人在做出决定前要用自己的双眼确认真相。”起初，他去核电站的目的是明确事态进展，但当下，他要做的是确保反应堆已经开始排气。相比于其他面对类似情况的领导人，菅直人敢于将自己置于险境，能做到这种程度也算是史无前例。戈尔巴乔夫在事故发生后近3年的时间里都没有靠近切尔诺贝利，卡特前往三里岛核电站是为了安抚民众并展现其领导力。与他们不同，菅直人前往福岛第一核电站是为了控制事态发展，避免危机进一步恶化。的确，事后他可能会因此受到严厉的批评，但当下，他认为自己必须这么做。
事故发生后，日本政府将福岛核事故的等级从5级（具有场外风险的事故）上调至最高级7级，也就是与切尔诺贝利相当的“特大事故”。各国政府有权评定本国核事故的等级，而福岛核灾难的严重程度确实与切尔诺贝利最为接近。幸运的是，福岛核灾难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虽然堆芯经受了不同程度的熔毁，但反应堆没有发生像切尔诺贝利那样的核爆炸——这是由于沸水反应堆的设计优于RBMK，同时也归功于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日本工作人员——他们数日、数周不断加班加点，为反应堆供水。
切尔诺贝利核爆炸导致2人当场遇难，另有29人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因受到过量辐射而去世，140人被诊断出患有急性放射病。在日本，爆炸和过量辐射没有造成人员当场死亡。173名从事紧急作业的工作人员吸收的辐射剂量超过了100毫希沃特，6人超过了250毫希沃特的警告值，只有2名工人吸收的辐射超过了国际辐射暴露上限的500毫希沃特。最严重的一例吸收了678毫希沃特的辐射。时至今日，据估计，受福岛核事故影响而患癌死亡的人数最高为1500人，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则估计造成了4000—5万名乌克兰人患癌死亡。据估计，因与福岛核事故相关的各种原因而死亡的人数总计达1万人。
早期的估计值显示，福岛核事故所泄漏的辐射量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10%。今天，如果不把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释放的惰性气体包括在内，这个比例依然成立。大多数研究显示，福岛核事故泄漏的辐射为520拍它贝可勒尔，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泄漏的辐射为5300拍它贝可勒尔。福岛核电站泄漏的大部分辐射（高达80%）随风飘向了海洋，同时，当初渗入土壤的辐射物也不断进入海洋。在福岛核电站涡轮机厂房的地下室，核污染水中铯-137的总含量据估计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释放量的2.5倍。辐射较小不代表没有危害，也不意味着没有产生后果。有学者通过研究福岛核事故对动植物群的影响发现，树木生长异常，鸟类、蝴蝶、蝉的数量减少，蝴蝶出现畸形。
2011年4月，日本政府设立了半径为20公里的“限制区”，性质大致相当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隔离区，并禁止以前的居民在没有特别许可的情况下返回这里。考虑到放射性烟羽的移动，该区域还沿西北方向进一步扩展，建立了“计划疏散区”。尽管日本这两个限制区域的面积总和不到切尔诺贝利隔离区的一半（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海洋），但福岛周边地区在事故前常住人口众多，疏散的人数约有9万人。如果加上两个限制区以外自愿离开的人，此次核灾难的难民总数约有15万人。
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超过16万人撤离了乌克兰地区，这和福岛核事故的难民总数相差不多。但如果加上13万名白俄罗斯难民、俄罗斯疏散的5000多人，以及这三地决定自行离开、未纳入政府统计的人，那么福岛核事故的难民总数还不到切尔诺贝利的三分之一——根据现在的估计，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难民总数达50万人。即便如此，事故相关人员的健康和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仍因难民撤离而受到了巨大的损害。事故后，福岛县的人口减少了20多万。撤离人员的生活也很动荡，几乎一半人不得不搬迁三到四次，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被迫搬迁五次以上。
日本政府决定于2023年开始将处理后的核污染水排入大海，整个过程将持续数十年。虽然得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总部的支持，但这一决定依然受到了日本国内外多方的强烈批评。日本国内的批评主要来自福岛县的地方官员和渔业协会；在日本国外，中国政府、韩国政府、海洋科学家和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家罕见地结成联盟，共同谴责日本排污入海。批评者中有人认为，经处理的核污染水应该采取蒸汽化排放，而非直接排入大海。但无论采取哪种办法，所有同位素都不会在处理过程中被清除掉，最后仍然会进入自然环境。
谁来为事故造成的后果负责？又由谁来买单？日本国会针对福岛核事故起因的调查指出，政府机构、监管机构和东电管理层互相勾结。在外国机构和国际机构进行的调查中，作为三里岛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主要原因的技术和设备问题，在福岛核事故中相对较少被提及，更受关注的是广义的人为因素。调查发现，福岛核电站安全文化欠佳，操作员培训不足，紧急情况的应对方案存在问题。尽管经历了这么多次核事故，但核工业在这些方面依然鲜有进步。这场核事故也有特定的地理因素。除了需要改善核电站的地震警报系统外，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还与日本松弛的监管体系、混乱的决策过程和对员工的过分要求有关。
2019年9月，经过2年的诉讼，东京地方法院裁定，针对时年79岁、已退休的前东电会长胜俣恒久和两名前东电副社长的刑事指控罪名不成立。一旦这些罪名成立，他们将面临5年的监禁。相反，民事诉讼的进展则更为顺利，从地方法院到国家法院通常都支持核事故受害者。在核电站附近居民的支持下，1万多名疏散者针对东电提起了数十次民事诉讼，称东电本可以预测海啸的发生，且有义务采取措施预防海啸对核电站和公众造成的伤害。由于东电须赔偿由核事故造成的损失，日本国会于2012年通过了《核损害赔偿支援机构法》，以保护东电免遭破产。
政府设立了核损害赔偿支援机构来推进受灾民众的赔偿申请。其资金来自运营核电站的电力公用事业和政府发行的债券，总计620亿美元。东电每年会向该基金缴纳费用，期望能在10—13年内还清政府债务，并恢复其民营公司的地位。世界核协会(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网站上的一篇文章称：“目前尚不明确国家政府和电力公用事业是否应共同承担无限责任。”

2023-10-17 09:05:36 回应

核工业的支持者似乎对事故风险极其敏感——世界核协会网站上的“核能简史”专栏中甚至从未出现“事故”(accident)一词。同时，贾茨科并非唯一一位预测会有事故发生的人。德国明斯特应用技术大学的托马斯·罗斯(omas Rose)和伦敦大学学院的特雷弗·斯威廷(Trevor Sweeting)两位科学家认为，核事故的历史远远没有结束。两位学者对可用数据库中数十起核事故的信息展开研究（其中不少事故是大众不太了解的），预测每3.7万堆年就会发生一起堆芯熔毁事故，而这意味着什么？在这项研究进行期间，全世界在运的反应堆共有443座，那么据分析，在接下来25年中堆芯熔毁事故的发生次数在95%置信水平下的置信区间为0.82—7.7，这意味着在2036年以前很有可能再次发生核事故。真希望这个预测是错的，即便会发生下一次重大核事故，也不要很快到来。毕竟，还有“学习效应”在起作用——“每堆年发生一起核事件或事故的概率从1963年的0.01下降到了2010年的0.004。”两位学者写道。他们补充说，在1963年以前，也就是核工业发展初期，学习效应要强于今天。那么，我们可以从本书所讲述的核事故史中吸取哪些教训呢？
事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核工业也不例外。大多数事故都是可预测的，并且都有相应的处置方案。也有一些事故由于技术或人为因素而失控，造成了或大或小的损害，有时还导致放射物泄漏到大气中。一直致力于研究美国核工业、对核能了如指掌的詹姆斯·马哈菲就写过一本专著，记述并分析了数十起重大核事故。
在核工业历史上发生的数百起事故中，本书记述的六起事故尤其具有代表性。尽管事故定级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而且通常取决于事故发生国的评估，但切尔诺贝利和福岛两起核事故通常都被归为最严重的“特大事故”级别。克什特姆核事故的定级为6级“重大事故”，温茨凯尔和三里岛核事故则为5级“具有严重后果的事故”。“布拉沃城堡”则从未有过定级，因为定级指标仅适用于民用核设施或核电站发生的事故，而不适用于偏差较大的核弹试验。
大型事故揭示了除简单失误和技术故障以外的诸多现实问题，凸显了更具广泛意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以间接、隐秘但最为深刻的方式导致了事故发生。同时，这些事故也体现了在核灾难和核紧急事件中，科学家、工程师、核工业巨头、大众和政府在处理方式上的异同。
对于冷战双方和早期核军备竞赛的参与国来说，尽管在哲学、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但它们都踏入了这片此前未知的领域。管理人员、设计师、工程师和操作员都要在不同程度上应对尚未被充分了解和测试的新科学、新技术，在最初几十年中尤为如此。这样的科技在紧急情况下注定会存在风险、不可预测。事故几乎不可避免，他们都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各国的中央政府、官僚体系、军方和其他组织也都同样如此。为了实现国际或国内的目标，他们都决定冒险使用未经测试的核技术。
如果美军没有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按计划试爆第一枚氢弹的压力，“布拉沃城堡”试验或许不会造成如此惨痛的后果；如果英国政府没有施压要求延长退火操作的间隔，那么温茨凯尔工厂大火可能不会发生；如果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没有尽快并网的压力，那么反应堆不会在没有执行必要测试的情况下启动。如三里岛核事故和福岛核事故所揭示的那样，政府监管部门通常和行业内部关系暧昧，对违反安全规定的行为视而不见。
事故发生国的政治文化和管理文化不尽相同，政府和核工业在应对核灾难及其辐射和政治后果时也采取了不同的做法。虽然所有国家的核科学家和工程师普遍持有乐观、敢闯的态度，但仅有苏联的管理人员和工程师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有意违反安全指令和规定，政府也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管理人员和操作员遵循了操作指令手册，那么克什特姆核事故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都不会发生。无情的计划体系制定了越来越高的生产配额，如果不抄近路违规操作，这样的生产目标根本无法完成。
在苏联，中央政府控制了民众生活的许多方面，管理风格也是自上而下的，因此，处于金字塔式管理体系底部的人几乎没有能动性。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阿纳托利·迪亚特洛夫掌握着控制室的最高权力，值班长亚历山大·阿基莫夫虽然在场，但也只是听命于他。同样，一旦权力更大的官员登场，所有的职权就自动转移给了他们。级别较低的人不受相关法律保护，也没有权利拒绝上级的命令，因此他们不愿承担任何责任，将决定权悉数交给了中央政府的最高政治领导层。不过，这些领导人从不担责——最后被审判、定罪的都是核电站的管理人员。
美国、英国和日本会让核电站站长在适当情况下处理核灾难。日本首相菅直人选择亲自介入专家的决策过程，也因此招致了严厉的批评。另一位直接参与核事故后续处理事务的政治领导人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虽然他对发生核事故一事足足沉默了3周，但在调动全国资源处理事故造成的后果上，戈尔巴乔夫在幕后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主持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就事故起因做出了裁断，并任命了监督清理工作的人选。
面临核事故时，两位美国总统所发挥的作用仅限于处理公共关系。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设法回应国外民众的强烈抗议，而吉米·卡特则试图展现领导力，并安抚国内民众。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让核电站管理者处理事故，并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查明事故起因，而他自己则基本退居幕后，还向媒体掩盖事故后果的相关信息，并对美国隐瞒了事故起因。
冷战时期，各国政府在处理事故后果的相关信息时有着相近的本能反应。显然，苏联政府的隐瞒工作是最成功的——一切与克什特姆核事故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有关的信息都被成功隐瞒下来，包括事故起因和后果在内。而美国政府压制“布拉沃城堡”事故信息、英国政府掩盖温茨凯尔大火起因，表明两国政府也同样希望阻止信息泄露到公共领域。这似乎也是各个核电站管理者首选的做法，他们在向政府官员和政府机构汇报坏消息时总是动作迟缓——这或许是出于保密文化和自立精神（如温茨凯尔大火），也可能是因为担心受到当局的不公正对待（如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鉴于事故发生时间和所在的国家有所不同，各国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隐瞒、杜撰或歪曲了相关信息。苏联对媒体有绝对的控制权，还可以调遣克格勃监督舆论，成功将克什特姆核事故的秘密保守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向苏联民众和世界公布信息时也总是相对迟缓。而民主政府需要应对的是新闻自由，即使是像“布拉沃城堡”和温茨凯尔大火这类与国防相关的事故也是如此。在这两起事故中，媒体是作为独立的行动者出现的。媒体在三里岛核事故的余波中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不仅传播了新闻，还散播了恐惧。在福岛核事故中，电视媒体实时播报了核电站发生的数场爆炸，并在危机之初成为首相办公室的主要信息来源。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开启了改革，媒体成为揭露这场核灾难真相的主要机构。
值得注意的是，遭受核事故影响的各国都经历了一个“学习”的过程。“布拉沃城堡”促使科学家修正他们的计算错误，并迫使美国海军更加谨慎地准备气象与风向风力预报。这些事故也促成了一定的社会压力，进而推动了后来将所有核试验转移至地下的政治决策。英国的温茨凯尔反应堆退役了，美国在三里岛核事故后开始以新的方式训练操作员，苏联升级了RBMK，日本建造了更高的海啸防波堤。
六起重大事故都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研发的设计和技术有关，这为人们带来了少许希望，因为这意味着伴随新技术和新产业一起诞生的会出现重大错误的初期阶段已经成为过去。而且，冷战的结束消解了各国核工业之间的重重阻隔，不但信息交换成为可能，而且对安全法规和操作的国际管控也得到了加强。事实表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在制定一系列新的国际法方面发挥着尤其重要的作用，这些法律明确了各国政府在披露核项目和新事故相关信息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技术取得进步，国际合作越来越多，安全标准不断提高，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的25年间没有再发生重大核事故。不过，福岛核事故清楚地表明，这些改进都不足以保证核电站的安全运转。
如今，核能的发展受阻，面对气候变化，我们不敢轻易将核能作为解决方案。核事故与核灾难是造成这一局面的唯一因素吗？很不幸，答案是否定的。在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中，有些问题同冷战时期出现的问题比较类似，剩下的则是全新的问题。
同冷战时期一样，核共享和核能基础设施的开发为没有核武器的国家打开了核武器的大门。巴基斯坦和朝鲜利用旨在促进核能使用的计划来推进核武器项目，并研制出了核弹。核能的开发非但没有阻碍核武器的扩散，反而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与“服务于和平的原子能”计划缔造者的期待背道而驰。
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给核能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困难。同核工业创始之初一样，如今核工业的发展依靠的还是政府补贴和军事技术的进步。页岩气和可再生能源带来的竞争愈发激烈，核工业承受的经济压力不断攀升，导致西屋电气公司等大型核电巨头破产。美国的一些电力公司陷入了贿赂丑闻，它们给州政客和官员许诺了数百万美元的回扣，为老旧的核电站换取数十亿美元的政府补贴。
跟冷战高峰时期的情况一样，今天的核能仍旧是一些国家手中的外交政策工具。专门建造反应堆的西方公司不断加大向亚洲和非洲市场出口的推广力度，以抵消北美和欧洲核工业的持续性停滞。而在亚洲和非洲，这些公司面临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同行的竞争，这些竞争对手往往享有政府支持和资金援助。
发展中国家加入“核俱乐部”，追求国际地位、经济利益和能源安全的愿望，与核大国的地缘政治野心和核电公司的经济企图不谋而合。老牌拥核国家竞相推销自己的反应堆，愈发激烈的国际竞争鼓励买家优先选择更便宜而不是更安全的反应堆。国家官僚机构渴望降低核项目的成本，这有助于产品老旧、安全性低的技术公司赢得市场份额。
各国对核能及其衍生能源依旧有着强烈的渴求，尤其是那些已经拥有核设施的国家。即便是那些受核工业事故打击最严重的国家也是如此，如日本、乌克兰、白俄罗斯。在日本，经历了全体停堆后，一大批反应堆又重新并网。乌克兰议会推翻了此前做出的无核化决定，如今乌克兰约一半的电力生产都依赖核能，另外建造11个反应堆机组的计划仍在讨论中，迄今仍未通过。在受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影响最大的白俄罗斯，公众对核电的热情与日俱增——白俄罗斯紧邻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Vilnius)边境的首座核反应堆即将竣工，尽管立陶宛对此表示强烈抗议，欧盟也明确表达了保留意见。
与核能有关的风险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今，气候问题，气候变化导致的水力发电量下降，能源稀缺，以及地缘政治野心，推动中东地区和非洲部分地区走在核领域的前沿。其中有一些地区的政治状况极其不稳定，这进一步增加了核工业的风险。现在，国际和国内恐怖主义兴起，我们须应对恐怖主义给核工业带来的一系列威胁，包括传统形式的恐怖主义、新型网络恐怖主义，以及有可能攻击核电站的网络战。
许多旧有的风险尚未解决，新的风险已然出现，因此我们很难乐观地认为未来不会发生核事故。一个尚未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就是反应堆的设计。就技术沿革而言，反应堆设计源于旨在生产钚或为核潜艇提供动力的军用原型。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乏燃料的处理，目前这个问题正被交到子孙后代的手中。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方式，核电站的快速扩张必将增加事故发生的概率。新技术虽然有助于避免一些旧隐患，但也会带来与未经测试的反应堆和系统有关的新风险。
比尔·盖茨和他创立的泰拉能源公司(TerraPower)规划的新一代反应堆目前仍处于计算机模拟的阶段，距离正式建成还有数年的时间。盖茨声称这种新一代反应堆“将在物理定律上预防核事故的发生”，但这个说法也不完全可信。如詹姆斯·马哈菲所言，“试图建造永远完美运行的设备是一个崇高的目标，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要知道，马哈菲是最支持核工业的核事故历史学家之一。今天，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我们必须在如何分配时间、金钱和资源上做出抉择。可选的选项有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但通常情况下，核能仅被视作可再生能源的补充。两个选项都有风险，但原因不同、程度不同。对于可再生能源，我们要把赌注押在科技能够及时开发出足够强大的电池用于储存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电力之上。这虽然也是一种风险，但不至于像从前的核事故一样会对环境造成那么大的破坏。
而越来越依赖核能的风险是有可能无法及时建造足够的反应堆，来阻止或大幅减缓气候变化，同时这还会将我们自己与自然环境置于险境。建造反应堆的成本过高、耗时过长，而且反应堆天然具有不安全性——这不仅有技术原因，还有人为失误的隐患。如今，向核能领域投资意味着减缓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而如果没有可再生能源，即使是核电支持者也不相信我们可以解决这场危机。
很多导致过往事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如今仍然存在，这使得核工业很容易以新的、意想不到的方式重蹈覆辙。而且，任何新的事故都必将催生新的反核运动。尽管大型事故都是区域性的，发生在某一国家的管辖范围内，但事故造成的后果一定是国际性的。即使放射性烟羽未曾跨越国界，但信息会在全球传播，激起跨越政治、文化的抗议和反核运动。如果发生新的事故，核工业的发展将至少再停滞20年，所有以核能发电阻止气候变化的希望都将成为泡影。核工业不仅在运行上存在风险，而且也无法成为应对某些难题的长期解决方案。
如果核电并非开启未来的安全选项，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现有的核工业？目前的挑战包括加强对现有核设施的监管，提高迅速老化的核电站的安全性，并且投入资源实现这些目标。现在，核能发电占全世界总发电量的10%以上，产生的碳排放几乎为零。如果放弃这部分核电并以化石燃料填补空缺，就会产生更多的温室气体，我们无法承担这一后果。我们也不能弃处于经济困境中的核工业于不顾，因为这只会加快下一次核事故的到来。正如核工业最杰出的评论家之一格雷戈里·贾茨科所说的，“核能走向暮年的过程中，必须尽可能地确保少发生核事故”。在核工业走向成年的过程中，全世界已经遭受了太多的事故，而我们现在应该有能力避免再发生重大的核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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