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夕felicity对《巴比松大饭店》的笔记(10)

《巴比松大饭店）》（The Barbizon）讲述的是纽约最著名的女子酒店从1927年建成到最终在2007年变成价值数百万美元公寓期间的故事。这既是那些人住酒店的非凡女性的历史，也是曼哈顿的20世纪史，还记述了女性被遗忘的雄心壮志。 在“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大批女性突然蜂拥至纽约，到那些看得人眼花缭乱的新摩天大楼中工作，而巴比松大饭店就是这个时期为她们修建的。这些初来乍到的女性，不愿意住在不舒服的寄宿公寓内，而希望享受到男人们已经拥有的东西——专属的“俱乐部住处”，即公寓式酒店，可按周收费，提供每日客房服务，有餐厅让她们不再承受下厨负担。
在20世纪20年代涌现的，还有其他的女子酒店，但真正让全美国浮想联翩的，只有巴比松大饭店。它比大多数同类酒店都活得长，部分原因是巴比松与年轻女性密不可分，到后来的20世纪50年代，又和美丽而备受追捧的年轻女性联系在一起。酒店严格规定只允许女性人住，男人最多只能出现在大堂。周末的夜晚，大堂被称为“情人巷”，情侣们影影绰绰地留在此处，恋恋不舍，在摆放位置颇具战略性的盆栽植物叶子的掩映下拥抱在一起。深居简出的作家J.D.塞林格（J.D.Salinger）绝不是该防的“狼”，却也喜欢光顾巴比松咖啡馆，假称自己是加拿大冰球运动员。还有的男人，一穿过列克星敦大道与第63街交会处，就会刚好在那一刻累得不行，需要休息，巴比松大饭店的大堂似乎是个喘口气的完美场所。著名自传式小说《安琪拉的灰烬》（Angela＇sAshes）作者的兄弟马拉奇·迈考特（Malachy McCourt），还有另外几个男人，声称曾经成功上了楼梯，来到巡查严密的卧房楼层；而其他人努力过，有的装成水管工，有的装成被叫上门的妇产科医生，但都失败了，惹得西布莉夫人好笑（又好气）不已。

2024-03-27 22:59:44 回应

开业伊始，在外界的想象当中，巴比松大饭店就是有艺术气质的人倾向于选择的落脚地。酒店的名字也恰恰是为了强调这一点：此名来自19世纪法国艺术运动的流派——巴比松画派。该画派的中心是巴黎东南部的巴比松村，位于枫 丹白露森林（Fontainebleau Forest）之中。村里狭窄的主干道名为“大路”（GrandeRue），沿路的小旅店是饥饿艺术家们的避风港。乐善好施的旅店主人们会为画家们提供一顿丰盛的晚餐，一张过夜的小床，第二天再打包一份午餐让他们带进林子里去吃，这一切只需要支付微不足道的费用。”在纽约的巴比松大饭店，艺术生们会一起住在名为“四艺”的侧翼（Four Arts Wing），那里有100个房间，是专门留给她们住的。同样留给她们的，还有18层之上高耸塔楼中的工作室，也正是莫莉·布朗找到的精神庇护所。
洛伊丝·朗是个例子，表明20世纪20年代对所有原本在暗影之下的东西进行了重新塑造，使其成为白人专属、中产专属、美国专属，又放纵又有趣：爵士起源于黑人贫民窟，性尝试来自格林威治村，而口红、脂粉与眼影，则取自妓女的“工具箱”。如今，新潮女郎，20世纪20年代的“新女性”最著名的化身，正处于这一切的中心。

2024-03-27 23:25:28 回应

巴比松大饭店尚在建设中时，韦尔斯利学院俱乐部（Wellesley Club）就预订了第18层的一套房间，还签署了独家使用酒店南侧与西侧屋顶花园的协议。该俱乐部构想了一间很大的休息室，一间通过运送食物的小型电梯与一楼餐厅相连的餐室，以及一间相对小一点的休息室，供写作或阅读之用。另外还预留了20间卧室，专供俱乐部成员使用。其他女子学院的俱乐部也迅速跟进，做出类似的计划。
酒店很快利用这些协会“变现”，在《纽约客》上刊登了广告。“巴比松大饭店已经成为热爱艺术与音乐的年轻人群最新的热门聚会场所。在纽约社交生活的中心地带……对于以下组织来说，再也没有比这里更适合作为俱乐部聚会室的了：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康奈尔女子学 院（Cornell＇s Women＇s College）……韦尔斯利学院……蒙特霍利约克学院（Mt.Holyoke College）……七姐妹联盟女校 （League of Seven Women＇s Colleges）。”41928年1月号的《青年联盟杂志》（Junior League Magazine）中，纽约市艺术委员会又宣布将在巴比松的夹层设立行政办公室，其主管将为艺术侧翼的住客们提供服务，她们将了解所有最新的艺术展览以及音乐与戏剧表演资讯。换句话说，随着巴比松那鲑鱼红的砖块一天天地垒起来，其形象也在不断积累提升。

2024-04-09 23:46:24 回应

整个20世纪30年代，巴比松的住客多数都是吉布斯女孩与鲍尔斯模特，但这所酒店也继续充当着其他许多人的避难所。后来成为华尔街先锋和克林顿（Clinton）总统派驻挪威大使的罗宾·钱德勒·杜克（Robin Chandler Duke），在父亲突然间弃家族律师事务所与妻女离去之后，就和母亲与姐姐一起住在酒店的一个房间中。”母亲本是出身高贵的南方美人，在纽约一家茶室当起了收银员；罗宾的姐姐做起了高级时装模特；而16岁的罗宾则谎称18岁，在罗德与泰勒百货公司（Lord ＆Taylor）找到了一份驻店模特的工作。她的工作就是穿着巴黎世家的衣服在商场里走动，以此引起顾客的兴趣。晚上，她回到巴比松的房间，3个曾经家境优渥的女性如今蜗居在一起，如同“三只小熊”。这恰恰表明了一个时代特征：这些工作是向这3位女性开放的，她们对能找到这些工作其实也心怀感恩。而在编剧凯瑟琳·斯科拉笔下那样华美的巴比松大饭店，也愿意对3个人一同挤在狭小房间里的情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024-04-10 17:07:29 回应

完美客座编辑（很像是完美的读者）的条件已经在杂志的标语中得到了阐释：属于聪明年轻女性的杂志。“聪明的年轻女性”，既要随时能参加读诗会和大学派对，也要明白在这两个场合该如何穿着打扮。她的穿着很不错，但也不会花太多钱：《少女》杂志开先河，将关注点从巴黎时尚转移到美国设计师身上，它也是第一本将刊登的服装价格明码打出的杂志，大部分都是中档价格，比较好买到。一开始还做得畏首畏尾的：“游荡者牌（GADABOUT）开襟羊毛衫，100％纯羊毛和马海羔羊毛……价格约4美元。”但很快就大胆起来，把服装的价格明确列出，精确到美分。“大学专刊”的创意让广告商们为之疯狂。6有一次，BTB和另一家杂志的一位编辑同行同乘出租车，她问对方，有没有什么压箱底的小说能卖给她，好让她填补一下已经被塞满广告的杂志页面。但其实，不只8月号的“大学专刊”，每一期《少女》杂志都让女大学生们如痴如醉，因为其内容从来都不只关乎时尚。美国广播公司（ABC）新闻记者林恩·谢尔也是1962年被杂志选中的暑期客座编辑之一，她总结了其吸引力：“如果你很年轻，满脑子都是对文学的渴望，那你就会读《少女》。””
1954年2月号的《少女》杂志，封面十分出名，上面只有两个标题：“春日、新娘与高个子女孩的浪漫时尚” “迪伦·托马斯的《牛奶树下》（Dylan Thomas＇Under MilkWood）”1。一开始，出版商拒绝让《少女》杂志用20页的版面来介绍已故诗人迪伦·托马斯和其未出版的诗剧《牛奶树下》。”但BTB态度坚决，争辩说，事实一定和他们想的正相反，这本杂志会畅销，如果他们不让她把此事进行下去，她会在当天的下午五点半辞职。她如愿以偿，而《少女》杂志的知识价值再次飙升，利润也水涨船高。正是BTB这种将浮华与严肃内容结合起来的天才之举，最终吸引了读者，并将这本杂志与报刊架上的其他杂志区分开来。BTB的理由是，她的读者们正在大学里学习文学大师们的作品，那么，为什么要在她们最喜欢的杂志上，用够不上大师水平的东西来羞辱她们呢？《少女》刊登了大量外国作家的作品，比如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和尤金·尤涅斯库（Eugene Ionesco）的作品，同时为那些无别处可去的年轻前卫撰稿人创设了一个空间。20
但再怎么说，BTB首先是个商人，走这条智识路线，也是经济上的权宜之计：她没有足够的预算买下畅销书作家的作品，因此负责小说内容的部门只能以最低价格寻找新晋作家供稿，其中包括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詹姆斯·珀迪（James Purdy）、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O’Connor）和爱德华·阿尔比（Edward Albee）。＂新兴作家的作品、由看上去像大学生的模特穿着的能买得起的时装，除了这两项主要内容，杂志也会满足那些雄心勃勃、漂亮而富有创造力的年轻女子的渴望，客座编辑项目就让她们蜂拥而至。在之后的岁月里，这个项目引来很多未来的著名作家，比如西尔维娅·普拉斯、琼·狄迪恩、安·比蒂、戴安·约翰逊、莫娜·辛普森、梅格·沃利策和珍妮特·伯罗薇（Janet Burroway），还有演员艾丽·麦古奥和时装设计师贝齐·约翰逊。她们每一个都走过《少女》编辑部的走廊，曾在巴比松度过纽约的夜晚。
1944年，“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BTB决定让“米莉们”（Millies，这是后来人们对这些客座编辑的称呼）住在巴比松大饭店。一方面，巴比松的调性与《少女》杂志展示的形象相吻合；另一方面，让客座编辑们住在那里，也是说服父母们允许年轻女儿前往纽约的最好办法，因为她们独自一人，没有监护人陪伴，还往往要跨越全国，要么坐飞机，要么坐火车，才能去到那里。当BTB发来电报，祝贺你赢得了客座编辑项目中人人钦羡的珍贵位置，邀请你在6月的第一天到达纽约，即便这意味着不能参加期末考试和毕业典礼，也没有任何一个女大学生会拒绝。巴比松大饭店有助于打消父母们的顾虑：他们的女儿将被妥善安置在一家声誉很高、安全性很强的女子酒店，酒店有宵禁规定、严厉的前台、警惕的门卫以及严格的政策：绝不允许男人，任何男人接近卧室所在楼层——父亲不行，兄弟不行，男朋友当然更不行。巴比松不仅仅是一家有房间的酒店，还是年轻女性的保护伞，这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持续到40年代，保护反而意味着自由。对于年轻的客座编辑们来说，这意味着能自由地来到纽约，为自己的职业女性生活争得先机。
“红色恐慌”很快和战后人们对女权主义的恐惧交织在一起。很多人不知道女性是否愿意放弃战时她们所做的“男人的工作”，回归厨房。不愿意回归的，就会被怀疑。尤其是学校教师这个在传统意义上被女性占据的职业——女性教师突然被视为潜在的危险人物，最有可能传播苏联的政治鼓吹内容。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说出了自己的理论：“女子学校和学院里存在一些最为忠诚的‘亲苏者＇。那里的教师往往是人生受挫的女性。她们经历了痛苦的斗争才获得了自己的职位。基于仇恨的政治教条表达了她们的个人态度。””既然如此，对于有女性员工的女性杂志——这些能够让女性就业，为女性赋权的独特“飞地”——人们还能说出什么好话？更不用说女子酒店了。

2024-04-10 18:37:12 回应

大萧条结束已久，战后繁荣正当时，从1936年起就为巴比松大饭店效力的西布莉对自己的审核制度可谓全情投入。一位前台员工回忆道：西布莉“知道你付得起房费之后，第一轮测试似乎是你长得有多漂亮。等到9月的学生人住高峰后，她就不那么挑剔了。要是40岁以上的女士想来巴比松，那日子可难熬了，除非只住几天。年纪较大和相貌平平的住客，似乎都是去那里受苦的。”西布莉会说，她这样小心筛选，是为了保持酒店的独特性；而旁人的评价是，她把那些走进巴比松大门的年轻女性商品化了，她很清楚，这些女子的魅力能够为酒店的声望锦上添花。

2024-04-10 19:35:26 回应

莉莉把珍妮特·瓦格纳介绍给吉塔·霍尔（GitaHall）——
纽约又一个著名的瑞典模特兼演员。珍妮特乐于与其结交，于是接受了吉塔那个富有男友的邀请，与这对情侣在男方位于长岛南安普敦的豪宅里共度周末，那里是富人的消暑游乐没有告诉她，男友的表亲已经在豪宅里等着珍妮特，期待颠鸾倒凤的周末。”珍妮特对此一无所知。那天晚上，他走进她房间时，她惊恐地坐直了身子，语无伦次而又紧张地寻找合适的措辞解释道，她从来没有和男人睡过觉。这话引得他一阵大笑。对他来说，她是处女这一点，不仅惹人发笑，还十分幸运地起到了一种自然的威慑作用。
也许珍妮特太不谙世事，不适合这个假装清高甚至古板禁欲，但暗地里却要复杂得多的世界。也许到目前为止，见识还没有走出伊利诺伊州盖尔斯堡的珍妮特，的确是异常天真和缺乏经验。但是，20世纪50年代本身就充斥着重重矛盾，尤其在涉及女性和性的方面时，外表可能具有欺骗性。有些人看起来纯洁而体面，但其实可能是在掩盖自己的另一面；而公开展露的性感背后，可能隐藏着朴实的贞洁——比如珍妮特。的确，格蕾丝·凯利在海报上呈现的，就是那个年代完美的女性形象。后来，她走上大银幕，在希区柯 克（Hitchcock）的《后窗》（Rear Window）中扮演仿佛周身发着冷光的丽莎·弗里蒙特（Lisa Fremont），这个成熟、聪明、耐心等待自己男人的现代女性角色，更巩固了格蕾丝扁平化的形象。然而，永远被人们视为甜美与贞洁化身的格蕾丝·凯利，却喜欢在巴比松的走廊上随着夏威夷音乐起舞，并通过赤裸上身的表演来震惊她的同伴。关于她的性欲和滥交的传言也层出不穷。
1958年，科莱特正在努力接受她的常春藤周末，而格蕾丝·凯利已经定居摩纳哥，身份是该国王妃。1956年，格蕾丝与摩纳哥亲王成婚，婚礼成为世界新闻的焦点。在短短几年里，她就从住在巴比松大饭店的表演学生成为著名女演员和奥斯卡奖得主，并得到了摩纳哥兰尼埃三世亲王（PrinceRainierIⅢ）的爱慕。与他结婚后，她在26岁时正式退出了演艺界。后来，她的伴娘之一回想起20世纪50年代，说道：“我有没有想过未来？根本没有。没想过我们的未来，甚至没想过格蕾丝的……那是20世纪50年代。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我们非常确信，只要看对了方向，嫁对了人，做对了事，说对了话，生活就会一如既往地轻松愉快地展现在眼前。”婚姻依然是女性的最终目标，而“玩偶之家”巴比松则是这个目的地最隐秘的前厅。
20世纪50年代，每3个女性中就有一个会在19岁结婚。到1957年，有1400万女孩在17岁时订婚。艾琳·福特会在旗下模特们的“保质期”将近时，把她们召集到一起，安排她们与富有的美国人和有头衔的欧洲求婚者们见面。这是出了名的操作。能把“她的女孩们”嫁给成功的男人和出色的“养家者”，她会为之自豪。格蕾丝·凯利从巴比松搬到摩纳哥的皇宫时，她那些也即将结婚的朋友则搬到了纽约的上等郊区。那也是20世纪50年代的特色之一。郊区发展速度是市区的六倍。卡罗琳·斯科特将搬到长岛，而洛林·戴维斯和珍妮特·瓦格纳则在康涅狄格州的韦斯特波特（Westport）做了邻居。
有时候，回忆起20世纪50年代的那十年，人们总会戴上玫瑰色的滤镜。有人说，那个年代美国的繁荣可谓空前绝后。然而，20世纪50年代也充满了矛盾，充满了欲说还休，充满了伪装，其中一些后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格蕾丝·凯利，这位演员兼王妃的汽车在摩纳哥蜿蜒的山路上翻倒，她的死尽人皆知。卡罗琳·斯科特，这位模特最终深受精神疾病之折磨，在曼哈顿的一个无家可归者收容所聊度余生。珍妮特·瓦格纳，这位《少女》客座编辑兼模特后来与一个男人结了婚，有一天，他搭飞机去参加一个商务会议，再也没有回来：他被指控做出了不顾一切的自杀行为，引爆了那架商用飞机，拉上所有人为自己陪葬。洛林·戴维斯，这位柑橘皇后兼模特写了一本小说，描述朋友珍妮特为洗刷已故丈夫的罪名而进行的斗争。20世纪50年代的主流观点认为，对于女性来说，婚姻意味着成功，或至少是安全。然而，该观念往往被证明是错误的。对于许多20世纪50年代的巴比松住客来说，她们的小房间、硬板床、约会前的疯狂打扮、与朋友的深夜倾谈，甚至是西布莉夫人的唠叨责备，都将成为内心深处最怀念的过去。她们曾觉得，住在巴比松的日子是一个短暂的机会之窗，将把她们引向婚姻这个最终目标。然而事实上，回过头来看，那个窗口——以及界定这个窗口的女性情谊与女性独立——原来是人生的制高点之一。

2024-04-10 19:49:35 1人喜欢 回应

前一年，涅瓦参加了西南部死亡谷（Death Valley）的地质学课程，一群人在凌晨4点赶到山顶，观看96千米外的原子弹试验。她被爆炸烧伤了脸，爆出了一些明显的小红斑，在接下来的七年里，她不得不用化妆品掩盖。然后，在教授赶来阻止之前，她在别人的激将下吞食了一整条鱼——鱼儿鳞片闪亮，沙丁鱼大小，来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内海。她当时晒得黑黑的，欢笑着摆拍了一张照片：那条已经裹满原子爆炸辐射尘的小鱼在她张开的嘴里摇头摆尾，不一会儿就进了她的肚子，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涅瓦后来将她的甲状腺癌归咎于这条有放射性的鱼）。很快，另一次冒险又开始了，就在此刻，就在巴比松大饭店。
工作岗位、工作量、罗森伯格事件、找不到合适的男人、失落的纽约之梦，所有这些都让西尔维娅心烦意乱。《钟形罩》里写道：“其实，我什么都驾驭不了，甚至掌控不了自己的方向。我就像一辆麻木的无轨电车，一路从酒店颠簸去工作再去派对，然后又从派对颠簸回酒店再回去工作。”别的客座编辑经常发现她在哭。珍妮特·瓦格纳曾试图帮助她，但到了第三周，珍妮特也和其他人一样直接走开了。她哭得太多了。
在写给母亲的家信里，西尔维娅基本都隐瞒了内心的混乱不安，只偶尔在某些地方透露一点线索。她描写衣着打扮，过度热情地声明自己热爱西里尔·埃布尔斯，而内心的情绪就隐藏在这些内容之中。她在6月8日写给母亲的信中说：“生活过得如此迅疾，几乎没有时间去吸收理解。我今晚要早点睡觉……”她又在同一封信中重复说：“生活如此一成不变，我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我必须去睡觉。”在《钟形罩》中，她写道：“我本该是全美国成千上万像我一样的女大学生羡慕的对象，她们一心希望能像我一样，穿着某天午餐时间在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买的7号漆面皮鞋到处晃 悠……”54
到6月底，西尔维娅感到内心有什么东西已经发生了变化，纽约改变了她，但并非如她所愿的那样。她需要时间来消化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历，以及那些她热切期望却仍然没能见闻或没能经历的。离开纽约的前一周，她写信给弟弟，承认“我已数日没思考过自己是谁，从哪里来。纽约城热得令人发指……湿度惊人……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惊人的东西：在我睁大的双眼前，世界裂开了，像个裂开的西瓜一样，里面的东西流了出来。我想，要等我静下心来沉思自己了解到的和看到的诸多东西，才能逐渐理解过去这一个月我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2024-04-10 20:09:48 回应

之后的很多届客座编辑，还会持续争论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她们在《少女》编辑部时，是否必须工作，名副其实地工作。是不是其实她们的工作已经有人做了，只需要她们最后轻轻松松地收个尾，挂个名？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尔维娅·普拉斯是个异类。她工作努力到精神崩溃的地步，桌上永远放着一摞任务，做也做不完。但其他客座编辑会禁不住扪心自问：自己真正的工作是为摄影师摆拍照片，向急于了解美国女大学生需求的一群推销员和广告商详细介绍自己的品位与欲望吗？争论的焦点是“在服装区招摇过市以便制造商分析我们的消费倾向”是否能被定义为工作。盖尔·格林认为这就是工作。
和其他编辑工作一样，参加各种公司的午餐会以及去各类聚会上争取拍照机会，占去了年轻女性的大把时间。每年6月，护肤品巨头赫莲娜·鲁宾斯坦（Helena Rubinstein）家中都会举行年度聚会，佩吉在那里惊讶地看到“一个矮小肥胖的俄罗斯犹太人，脚蹬5英寸高跟鞋，梳着大发，身穿不可思议的小礼服”（其实鲁宾斯坦是波兰人）。她位于市中心区的公寓装修得过于不同寻常，其中一层是画廊，隐藏在深色天鹅绒帘子后面，收藏了很多大师之作，可乘电梯直接到达。佩吉欣喜于自己能如此接近其他人永远无法看到的艺术品，而珍妮特却看着那些私人展出的毕加索（Picassos）和夏加尔（Chagalls），想着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竟然搜集了最优秀画家最次的画作，然后都塞进一个房间里。
琼、佩吉、盖尔、珍妮特和简将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最初那段纽约的时光都对她们的性格形成有重大影响。珍妮特总结说，虽然她“并不总是热爱这个城市”，但它对她有着“奇异美妙”的“牵引作用，我想，迪克一直是这牵引力的一部分，但即便没有他，这种牵引力也是很奇妙的”。纽约在帮助她建立信心的同时，逐渐瓦解了她从前的信念。在那一年的6月底，她已经满怀年轻张扬的激情做出决定，如果自己愿意，如果能够减掉20磅体重，就可以成为一名模特，甚至成为“住在顶层豪华公寓的富豪”。但时尚和普通促销商品的世界肯定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那个世界廉价、贪婪、表里不一、虚情假意。我要自己设计衣服，对那个世界敬谢不敏，不会成为其中一分子。”同时，她意识到过去所有的奖项和荣誉“让我自我膨胀，阻挡了我的视线，让我无法实现自我超越”。如今的她“之所以感觉艰难，是因为用这些奖项和荣誉来衡量自我价值，动摇了我的根基”。客座编辑项目是一个试炼场，即便最优秀的人在里面走上一遭，出来的时候也已然脱胎换骨。
这样的环境很不一般，也很必要。主编BTB利用《少女》的版面制造继而维持了新的美国式青年主义：这片土地让你改头换面，到处是朝气勃勃的年轻人，她们脸上挂着自信的笑容，她们的梦想尚未破灭。BTB悟道可谓及时：“审视这个国家对‘青春’长久而狂热的爱恋时，我经常有种自食其果的感觉。”她的杂志兜售的是青春，而客座编辑们就是售货员。
即便如此，《少女》为年轻女性提供的机会也称得上具有突破性。该杂志不加掩饰地为年轻女性读者提供了视觉和智识上的刺激，又为客座编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起飞坪”，让一届又一届最有冲劲的年轻女性从这里起跳。这在20世纪50年代尤其可贵，因为在那个时代，男性，尤其是白人男性，是社会的主宰，他们的地位不容挑战，不容反对。男性支配，女性顺从，这完全是当时的常态。银幕上，20世纪40年代气场强大的琼·克劳馥（Joan Crawford）和凯瑟琳·赫本已经让位给20世纪50年代的多丽丝·戴（DorisDay）和 黛比·雷诺斯（Debbie Reynolds）。正如演员克里斯·拉德（Chris Ladd）所指出的那样，在那个时代，“高等教育是白人男子精心设计的‘保护区’，他们以此将少数族裔拒于千里之外，也杜绝来自女性的竞争。几乎所有的高校行政人员、教授和招生负责人都是白人男性”85。

同样的特权实现了教育与工作的无缝衔接，不会遭到哪怕一点点质疑：“每个银行家、律师、会计师、房地产经纪人、医生或官僚……都是白人男性。”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BTB、她旗下女性占绝大多数的员工，同年轻的客座编辑在《少女》编辑部以及巴比松的走廊里创造了一个另类的世界。在这两个地方，女性（尽管肯定是白人中产阶级女性）被看到，被听到。她们是和BTB一样的主宰，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既有美丽的外表，也有睿智的头脑。据珍妮特·伯罗薇回忆，当时没谁知道“女权主义”这个词，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权主义不存在，即便是在50年代的严格限制之下。6

2024-04-10 23:21:00 回应

一年后的2002年，一头黑发的托尼·摩纳哥（TonyMonaco）来到梅尔罗斯，担任总经理助理。建筑的后部，即“那些女人”关起暗门来生活的地方，基本还没动过。仍有21位年长女士散居于那里，整个酒店也只有这个部分，仍然保留着原汁原味，第4层、第7层、第8层、第9层和第11层，都有这样的所在。平分点健身房又在酒店增加了第4层，托尼目睹他们将巴比松原来的游泳池拆掉，将曾经供年轻女士们俯瞰大厅的著名夹层浇上混凝土，接着，电锯疯转，音乐室的管风琴也被拆下。曾经，每天下午5点到6点的茶歇时间，戴着珍珠项链和圆顶礼帽的安妮·吉伦夫人都会在
为了“那些女人”而存在的一切还将继续改变。“9·11”事件后，在某种程度上响应纽约市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的爱国主义呼吁和邀请，大量游客涌入纽约，他们并不想每晚花几百美元住个房间。他们想住便宜的酒店，而梅尔罗斯不是那样的地方。因此，伯温德进行了商业转向。2005年，该公司宣布要将巴比松大饭店变成共管公寓。纽约的房地产市场正在蓬勃发展，上城区、下城区、东区和西区的酒店都在拼命赶这一波风口，著名的广场酒店也在这一年宣布了同样的决策。兑现完最后一位酒店客人的客房预订，巴比松的住客就只剩下托尼·摩纳哥和“那些女人”了。巴比松化为共管公寓楼的最后一次“转世重生”，即将开始。
巴比松从酒店变身为豪华公寓的改造是全方位的。大楼内部改动极大，所有的地板都被拆掉。三层被改造成大楼新租户的公共空间，包括一间休息室、一间放映室和一间餐饮厨房。这个公寓项目面临的挑战，是要从一副天花板低矮的前女子酒店骨架之中创造出豪华奢侈富丽堂皇。理论上，这家酒店是位于上东区的，但如今这个位置是“交通拥挤的十字路口，在中心区的边缘”。建筑外部铺满了脚手架，原来的窗户被换成将近两米高的落地窗。休息室、长廊和双开玻璃门被整合到70套公寓中，给人以挑高、采光好和宏伟的感觉。细部的装饰是精心挑选的，从花梨木镶嵌的地板，到石灰岩厨房地面，到卫生间大理石地板，还有精细的触摸板来控制热量、光线和声音。公寓的名字将是“巴比松/63”。
最早在巴比松/63置业的客户中，有一家是来自著名意大利珠宝公司的尼古拉·宝格丽（Nicola Bulgari），他豪斥1275万美元，买下了位于第17层和第18层的顶层复式公寓。英国演员兼喜剧表演者瑞奇·热维斯起初在第9层买了一套比较简陋的一居室，三年后的2011年又在第12层买了第二套更大的公寓，带两个阳台。这位妙美客猫粮（MeowMix）的前董事长，为他的孩子们买了三套独立的两居室，总价为1200万美元。他的妻子只花了不到10分钟，就从在售公寓的户型图中选出了三套。现在，大楼的新住客与最初的住客可谓有着天壤之别。曾经，这里是年轻女性抵达纽约后的第一个“软着陆”点，她们之前只在杂志上看到过这家酒店，便把地址仔细地写在了一张纸上。
巴比松/63的翻修并没有遗漏“那些女人”，从法律角度就不允许。伯温德决定将第4层变成她们的专属楼层。有些人被说服了，搬到了那一层，拥有了一居室和较大的单人公寓。但也有些“钉子户”，比如雷吉纳·雷诺兹，她于1936年来到这里，住在第11层，也就是“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莫莉·布朗所住的那一层。还有其他几位女士也坚决不搬，坚持住在法律上属于她们、受租金管制法条保护的单间居住单元。但她们也得到了翻修服务，即便此举只是为了让“那些女人”不再碍着即将人住的富贾名流们的眼。
“那些女人”居住的巴比松/63第4层看起来和一家豪华酒店没什么区别，走廊上贴着乳白色的壁纸，白色的房间门很高大，走廊上铺着柔软的地毯，线条流畅的壁灯铺洒着明亮的光线。墙上挂着的相框里都是些黑白艺术照片，照片里的曼哈顿，是“那些女人”记忆中的老城。这一层还有一个带铁艺家具的砖砌大露台，这种户外空间让住在狭小公寓的普通纽约人羡慕到眼馋。托尼说，如果你走到这个露台上，转身面对巴比松，向后仰头，尽可能地往上看，就会看到令人眼花缭乱、光彩夺目的艺术装饰，一层又一层的玫瑰色砖块和它们交错的边缘，似乎要通向高远的天空。除了托尼，没有人到过那个露台。
如今，“那些女人”只剩下五个了。她们没有像人们想象中那样紧密抱团，在日常的下午茶与怀念旧时光中一起变老。她们相互之间很少打招呼，即便有，也只是对托尼，因为她们觉得此人值得交往。“她们都很爱囤，不仅是囤东西，也囤信息、囤回忆。”按照法律规定，大楼给她们配备了一个管家，从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来。她们支付的月费水平，还停留在最初人住的时候。爱丽丝·德尔曼是按照20世纪50年代的标准缴纳的。她是这些女人中最爱“囤信息”的，她正在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可以想象，她在家里的某个地方放了个箱子，里面装满了旧的小册子、剪报和当时写下的私人笔记，记录着那些在酒店管理层的严格控制下走漏与没有走漏的丑闻。
酒店的衰落、外观的磨损与服务的打折，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昭然若揭。入住后的第一天早上，沃利策被女服务员吵醒，“她像缉毒特工一样用拳头砸我的门”。她睁开眼睛，拉开橙黄相间的被罩（泰特尔鲍姆所做的改进之一），看着眼前这个简陋狭小的房间，对其不以为然。她觉得这家酒店唯一的可取之处就是这里留下的曾经。沃利策想的“曾经”是西尔维娅·普拉斯。其实，沃利策住的这家酒店，和二十六年前西尔维娅的住处几乎就是同一个地方，原因很简单，从那时到现在，什么都没有改变：仍然只有130个带私人卫生间的房间。94间房需要共用卫生间，另外的431个房间——最便宜的那种，也就是客座编辑住的那种，需要到走廊上去用卫生间。1945年，菲利斯·李·施瓦布在给纳内特·埃默里的信中，将住在这种房间里的日子形容为“如同宿舍般的 酒店生活”6。
但纽约已经来到了1979年，并未停留在1953年。沃利策觉得这座破败的城市“好像会出现在《神探酷杰克》（Kojak）的某一集中””。两年前，“山姆之子”（Son of Sam）在纽约犯下连环杀人案，造成6人死亡，7人受伤，整座城市都笼罩在惊惧与恐慌之中。时报广场是纽约犯罪最猖獗的地区之一，人们去布赖恩公园（Bryant Park）的唯一理由是购买毒品或性服务。纽约的光辉岁月一去不复返，至少在那可怕的十年里的确呈现出如此颓势。似乎是为了配合这座城市的整体气氛，梅格·沃利策和她的客座编辑同事并未认真对待《少女》杂志的任务，而同样的任务曾让西尔维娅·普拉斯、琼·狄迪恩、盖尔·格林等许多人兴奋不已。
最后一晚，所有人都来到巴比松的楼顶，正如西尔维娅·普拉斯在最后一夜所做的那样。大家为她举行了一个即兴的纪念仪式。这是最后一届客座编辑，之后这项竞赛就被取消了。在那之后又过了二十二年，也就是2001年，《少女》停刊了。到那时，这本杂志充其量只能说是过去的空壳。
大家展望着20世纪80年代的纽约，希望到那时这座城市能有偿付能力，而这个愿景让城市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薪阶层与富人比邻而居的纽约（1953年，内曼·马库斯百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为了带涅瓦看看纽约，还让出租车司机在曼哈顿纵横穿梭）很快将不复存在。新纽约将被拯救，但在这个过程中，老纽约将会失落殆尽。这座城市并没有通过联邦拨款获得拯救，毕竟这是杰拉尔德·福特总统斩钉截铁明确表示过的。50纽约通过配合私人开发商与大型企业集团，承诺减免税收、出台激励和优惠政策拯救了自己。这里将成为特朗普家族那类人群的发家之地。20世纪80年代预示着纽约后来所代表的一切：金钱、过剩、诡计与放纵。现在粉墨登场的是中产“雅皮士”与麦当娜，是传奇餐厅奥迪恩（Odeon），是可卡因、“舞蹈室”夜店（Danceteria）和摇头丸。
巴比松需要改造自己迎合时代，因为纽约将不再以租金管制为中心，而这一制度恰恰曾是工薪阶层与中产阶级得以长期生活在曼哈顿的根本原因。1975年，大卫·泰特尔鲍姆刚被聘为巴比松顾问时，就发现该酒店有一百多名住客都受到租金控制法条的保护：她们的月租金只能提高极小的数额，她们作为长期租户的权利有很大保障。1979年，酒店再度易主，但泰特尔鲍姆还在原位。新业主是一家印度连锁酒店，他们想要的正是纽约开始显露的特性。这意味着要将巴比松变成一家豪华酒店，开门迎接女性住客……以及男性。
“那些女人”没能态度很好地接受这一消息。一位“自称著名戏剧演员”的“珠光宝气”的老年住客声称“很多比较纯良的女人”都反对这个计划，她自己也确信，允许男人住进来会“大大助长卖淫风气”。“那些女人”暂时搁置了其他各种分歧，成立了租户协会，并聘请了成功的租户维权律师伦纳德·勒纳（Leonard Lerner）。53一直坚持在此地参选的民主党人爱丽丝·萨克斯自1935年以来就一直住在巴比松，她一点也不想搬家。她和其他住客平均每月支付275美元的房费，其中包括每天的打扫服务、一个能帮忙记录来电信息的前台，以及一个极佳的住址。相比之下，上东区小型公寓的月租金已经开始逐渐攀升，最高的达到了1000美元。不管男人住不住进来，她都要原地不动。另一位长期住客爱丽丝·德尔曼（Alice Delman）一想到要看到男人们“穿着不同时段的衣服整夜在大堂里晃荡”，就不太高兴。但巴比松持续亏损，泰特尔鲍姆聘请的酒店经理巴里·曼恩给出了进行这一变革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只能去赚另一个性别的钱了。”
起初，泰特尔鲍姆提出，可偿付100万美元请“那些女人”腾出地方。她们的律师断然拒绝了这一报价，要价1000万美元，或者——他（带着并不含蓄的讽刺意味）建议，还可以有另一个选择，就是在曼哈顿找块空地，为114名女性建造一栋公寓楼。根据纽约相关的租赁法条，她们的巴比松房间被归类为“SRO”，即群租建筑中共用卫生间的单 间分租房屋（Single Room Occupancy），这是动不得的。6由于无法说服“那些女人”搬走，泰特尔鲍姆和新业主别无选择，只能任由她们继续住下去。他们决定为这些女性开辟一个特别侧翼，那里有专供她们居住的翻新房间。这样一来，障碍算是消除了。泰特尔鲍姆大刀阔斧，既为男性进入巴比松的“神圣殿堂”扫清了道路，又维护了年长女住客的权利。
但施拉格并没打算就这样放弃巴比松。1998年，他又把这家酒店买了回来（恰如大萧条期间巴比松原业主们的所作所为），回购之后又进行了一次翻新。这一次，为了压缩成本和筹集资金，他把巴比松的游泳池和以前的咖啡馆租给了高端健身连锁品牌“平分点”（Equinox）。该品牌将租来的空间改造成三层楼的全面健身场所，凡是常住纽约，能支付健身月费的人，都能随意使用。就在瑜伽室的走廊那头，还有一位整形外科医生，每周两天在现场进行肉毒杆菌注射、胶原蛋白注射和化学换肤术。
然而，任他天翻地覆，“那些女人”从未动摇让步。她们在大卫·泰特尔鲍姆和伊恩·施拉格“历朝历代”的花式翻修当中岿然不动。酒店第4层到第11层这八个楼层，仍能找到那扇暗门：在铺着花卉地毯的走廊尽头，有一扇门，门后有一台“时间机器”，容纳着狭窄的走廊、共用卫生间与逼仄的房间。
不过到20世纪90年代末，“那些女人”只剩29人了。现在的工作人员称她们为“烫发族”。“那些女人”如幽灵一般出没在巴比松，即便对那些在轮班时间负责打开各种门的人来说，她们也是一个谜。服务员知道她们是酒店的住客，会向她们点头致意，但她们总好像是凭空冒出来的似的。然而，“那些女人”并不仅仅如鬼魂般存在于酒店中，她们活生生地提醒着人们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大刀阔斧的一次次彻底改造之前，巴比松究竟是什么样子，具有怎样的意义。
但曾经出入其中的，还有成千上万寂寂无闻的“她们”：年轻、雄心勃勃、充满期待，品尝着人生初次的自由。她们可能没有像自己热切希望的那样成名成家，但所有人都很有勇气——就连盖尔·格林所写的“孤独女人”也是如此。她们都充满抱负，无论是演员、舞者、时装模特、夜总会歌手、女裁缝，接受专业培训的秘书、护士，还是企业家，她们都体现了20世纪呈现在美国女性面前的可能性与矛盾挣扎。20世纪20年代，她们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妇女投票权摆脱了19世纪的种种束缚，以“新女性”的身份，前往曼哈顿的摩天大楼工作。当时最年轻的那些女性，涂抹着鲜艳的口红，剪了短发，穿时髦的短裙，戴着长长的珍珠项链，到地下酒馆畅饮马提尼酒，以此来表达刚刚获得的女性自由。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来袭，职业女性横遭非难，但这没能阻止她们。那时，很多女性都出来工作以维持生计，还有很多是为了赚钱寄回遥远的家乡，好让那里的家人们能无债一身轻。巴比松的年轻女性们首选打字员与模特的工作，因为这是专属于女性的职业，不会有人指责她们抢走了男人的工作。但也是在这十年中，诞生了第一批问鼎职场权力的职业女性，比如《少女》杂志的主编贝茜·塔尔伯特·布莱克维尔。她为和自己一样充满天赋和雄心的年轻女性创建了一个项目，即便越来越多的人在告诉她们（尤其在“二战”以后），应该一心一意去做妻子和母亲，不做他想。对客座编辑们来说，巴比松的6月既是一个机会，也是某种程度的“清算”，要么托举你在未来岁月扬帆远航，要么送你更深地滑向抑郁的深渊。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即便有些女性认为自己不再需要巴比松那鲑鱼红墙壁的保护，仍有一些人明白，她们从美国小镇逃离后亟须一次软着陆，而这次软着陆会帮助她们鼓起逃离的勇气。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巴比松大饭店一直是个赋予女性安全感的所在，在那里，她们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能对余生进行规划和畅想。这家酒店给了她们自由，释放了她们的雄心，挖掘出她们的种种欲望。这些欲望在其他地方会被禁止，但在这座“梦想之城”，却可以想象，可以实现，可以做到。

2024-04-11 12:35:37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