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夕felicity对《厌女简史》的笔记(10)

正如本书会进一步解释的那样，原罪教义是古代世界三股强大潮流在基督教中汇合而成的产物。这三股潮流分别是：希腊哲学中的柏拉图主义；犹太教父权制中的一神论主张；基督教新约中的启示录传统——它断言基督是上帝之子，而且，上帝在他身上道成肉身，直接干预人类事务。这种哲学、神秘主义和历史主张的大融合是前所未有的，它们共同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偏见构造了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基础，将受孕本身定为一种罪——原罪。因而，女人即使被尊崇为圣母马利亚，也同时对犯下此罪负有责任。这里的罪指的便是，人从与上帝同在的完美恩典状态堕落到现实存在的恐怖之境。
将女性非人化采取的是一种双线的运作进程——向上推崇和向下蔑视。那么，这种进程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对这一故事的探究将会使我们远远超越对圣母马利亚的崇拜，从而洞察到更多方面的内容。实际上，这是关于世界上最古老的偏见的故事。厌女症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存续了很长很长时间。即使历经吞噬帝国和文化、扫除其他思想和情感模式的灾难，厌女症似乎也没有改变。在哲学发展和科学革命似乎永久地改变了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之后，厌女症依然顽固地存在着。当社会和政治剧变重塑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当民主政治消灭了寡头政治并将专制独裁的君主赶下王权宝座时，厌女症又再次回到了我们这个崇尚平等理念的世界之中，它就像一个持续存在的幽灵，无法被完全驱除。厌女症既像最新的色情网站，时时保持更新，又像我们的文明本身，古老而久远。
迈尔斯给出了一个崇拜大母神（the Great Goddess）的历史年表（等同于母权制社会的盛行时期），并且声称“女性的这种神圣地位至少持续了两万五千年——有些评论家将其向前推得更远，认为它持续了四万年甚至是五万年。事实上，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这一阶段，女性始终被视为特别且神奇的存在”。
这里的问题在于要找寻到母权制社会存在的证据。但是，即使有证据证明母权制社会确实存在过，也不会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女性与男性的关系决定了她们在历史上的地位：母权制社会
的历史，也只不过是用女性的支配地位替代了其从属地位而已。在人们所认为的母权制盛行的大部分阶段，根本就没有书面记录保存和流传下来。诚然，从法国南部到西伯利亚一带出土的一些手工艺品，诸如旧石器时代所谓的维纳斯小雕像等，会经常被人用来证明存在过对大母神的广泛崇拜。然而，众所周知，它们其实很难判定真伪。对一些支持母权制社会存在的人来说，它们证明了当时的社会给予过女性敬畏和尊重；但也有人认为，这些小雕像是怪诞的，它们激发的远非敬畏和尊重，而是恐惧。然而，即便可以证明这些小雕像的确代表了一种大母神崇拜，历史也已经证实，女神崇拜与女性的高社会地位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在中世纪轰轰烈烈的焚烧女巫运动期间，对于圣母马利亚的崇拜就处于一种上升态势。
在欧洲，发现证据的时间要比旧石器时代晚得多。只有当我们进入凯尔特文明时，我们才发现了一种前古典时代的文化，它提供了文本记录，证明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奠定其历史上的霸权地位之前，盛行过一种母权制的社会形式。这些证据形式各异，既有凯尔特民族的各类神话和传奇故事，也有当时希腊人和罗马人写的一些著作，记录了凯尔特人给予女性的一种在他们看来令人震惊的自由。
人们总会禁不住想象存在过一个阿卡迪亚式的乐园，一段失落的黄金岁月，那时候，男人与女人之间关系和谐，没有冲突。虽然这种美好的愿望具有极强的诱惑力，但是我们必须停止这种想象。我们最想要看到的是有证据表明——至少在凯尔特人的社会中确实存在——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加均衡平等。这本《厌女简史》将会表明，随着希腊和罗马帝国的崛起，这种两性之间的平衡彻底地丧失了。此外，本书还将探讨魏宁格指出的由那些文明创造的二元论。在这种二元论中，男性是正题，而女性则是反题。
正是由于这种二元论（与辩证法不同）的本质中没有合题的缘故，两性之间注定会有永久性的矛盾冲突。女性所面临的打击来自哲学、科学和法律等多个领域，其中的一些表述旨在证明女性相较于男性具有“与生俱来的劣等性”，并将其编纂进成文法典。后来，基督教又为证明女性的劣等性增加了一个神学上的阐释维度，让厌女症产生了更加广泛而深远的不良影响，以至于直到今天，厌女症的存在仍然清晰可感。
在后启蒙时代，随着自由民主的兴起，出现了一系列为女生争取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的长期斗争。但是，厌女症也从未因社会的进步而停止自身的发展。在西方社会中，继女性争得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之后兴起的是性解放运动，而这次运动却引发了原教旨主义派的新教徒以及保守派的天主教徒的强烈反对。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中，争取女性权利的运动也深刻动摇了一些根深蒂固的宗教观念和社会习俗。这在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一个以压制女性为主要目的的国家——体现得最为明显。塔利班政府立法将女性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并否认女性享有基本的权利——此举的运作方式十分像纳粹的《纽伦堡法案》（NurembergLaws），后者将德国的犹太人贬黜为非人。很少有——甚至可以说从未有过——像厌女症这样的偏见，其目的如此昭然若揭：将人类半数人口非人化。
去认真了解这个“谜”的历史，可能有助于我们解开这一谜团。但要想追根溯源，则还有必要去看看在它出现之前可能存在过的那些历史。如果说几个世纪以来女性一直都是被人蔑视的客体对象，那么是否存在一个“史前”——“遭到蔑视之前”、形成厌女症之前——的女性历史？这就是问题所在。
总而言之，这一问题已经引发了许多思考，其中主要是一些女权主义历史学家和学者。他们试图走到传统的女性历史之外去探寻，因为传统的女性历史主要研究她们与男性的关系。事实上，用学术界的话语来说，直到最近，人们才开始认识到女性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联。
历史（history）过去一直都是（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 “他的故事”（his story）——历史讲述的是男性在宗教、政治、军事、社会、哲学、经济、艺术和科学等所有这些复杂领域怎样对周围的世界施加影响的故事。事实上，除了女权主义者之外，许多人都将历史描述为典型的父权制社会的产物，在这种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和贡献被大加贬损和严重忽视了。纵观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厌女症在不同时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确，对一些人来说，我们所谓的历史，仅仅是父权制社会想要讲述的故事而已，而厌女症正是这样的社会所利用的一种意识形态，一套旨在为男性对女性的统治进行辩护的信仰和观念体系。
许多女权主义者对这种历史性的禁锢形式感到沮丧，转而到史前时代寻求安慰。她们构建起一个更为久远的过去，在那个过去的时代，母权制盛行，它赋予女性更高的社会地位，这样便可以保护她们，让其免于在后来时代中所受到的种种蔑视。正是这些轻蔑严重摧毁了女性的生活，也扭曲了世人对女性的看法。
从19世纪开始，无论是这样还是那样的故事版本，母权制社会模式总能对非常广泛的人群产生强烈的吸引力，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到20世纪后半叶的灵修派女权主义运动成员，莫不如此。此外，母权制社会模式还得到了一些严肃学者，如考古学家玛利亚·金布塔斯等人的拥护，并在诸如罗莎琳德·迈尔斯的《最后的晚餐究竟是谁做的？：女人的世界史》
Who Cooked the Last Supper?: The Women's History of the World)等一系列畅销书中被广为传颂。迈尔斯在其书中写道：

因为，起初，当人类从史前的黑暗中脱离出来时，上帝是个女人。而且，这是一位怎样的女人啊！··这最初的“女－上帝”（woman-God）享有着强大无比的权力，也占据着宇宙中的核心地位，这是历史上保存得最完好的一个秘密。
不同于其他仇恨，这种对女性的仇恨正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影响着我们，因为它猛击着我们内心最深处的灵魂。厌女症居于私人世界和公共世界的交会之处。因而，这种仇恨女性的历史，一方面可能会产生一些公共的后果，与此同时，它也不禁让人从个人层面不断地追问思索：为什么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会滋生厌女症?最后，这种思考本身将会让我们看到，两性之间的平等最终能消除厌女症，终结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偏见。

2024-12-25 15:33:17 回应

一般很难精准地确定偏见的起源。但如果说厌女症有诞生日的话，那应该是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如果厌女症有源起地的话，那它大致位于地中海东部的某个地区。
大约在那段时期，同时在希腊和犹太地区，创世的故事在获得了神话的强大威力后广为流传。这些创世故事都描述了人类的堕落，以及女人的软弱如何导致随后的所有人类都要遭受痛苦、苦难和死亡。自那时起，这两套神话体系都汇入了西方文明的主体，并由两个最强劲的支派传承至今：在犹太教传统中，如《创世记》所述（大部分的美国人将《创世记》中所述认定为事实1），导致人类堕落的始作俑者是夏娃；而在希腊神话中，这一罪魁祸首则是潘多拉。
希腊诸神——他们历来高居于奥林匹斯山上——也成为希腊的民族之神，他们具有几个十分显著的特征。在五位主要的女神之中，有四位不是处女就是无性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雅典娜，她像纽约港的自由女神像一样雌雄同体。雅典娜通常示人的形象是手持盾牌和长矛，戴着盔甲，穿着厚厚的遮蔽身体的长袍。第五位女神是阿佛洛狄忒，也即爱神，她有时表现得像个天上的傻瓜。大多数女神都是无性的，这与男性众神的残暴和掠夺成性形成了惊人的对比。至关重要的是，希腊诸神实际上将一个连环强奸犯——“天神”宙斯——确立为众神的父神。宙斯的众多后代，几乎都是凡人女性被强奸后生下的。只有两个例外，那就是雅典娜和狄俄尼索斯，他们是宙斯自己生出来的。雅典娜从宙斯的脑袋里跳了出来，全副武装，还手执长矛和盾牌；而狄俄尼索斯则是从宙斯的大腿根部蹦出来的。
所有宗教都要求我们去相信一些不可能之事。在男性自主自治的幻想中，男性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对女性的依赖，这在潘多拉的创世神话中表现了出来。在那里，男性可以在没有女性的情况下独自存在。在希腊诸神中，这种不可能之幻想也表露无遗，它声称，男性可以让女性在她们不可或缺的领域——生育领域——变得冗余。也许，更为可笑的还要数众神之父变成众神之母的这个神话，它还被亚里士多德赋予了科学上的解释。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怀孕过程中，母亲的作用仅仅是为胎儿提供所需的营养物质。女性是男性精子的被动接受器，而精子中已经包含了胎儿发育所需要的一切（环境除外）。这似乎是想表明，无论女性能够做成什么事，男性都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尽管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有哪位希腊男性曾急于尝试怀孕和分娩。
厌女症在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兴起，彼时，以家族为基础的王朝势力正在走向衰弱；取而代之的是，权力被置于城邦的政体之中。有位历史学家这样写道：
在政治权力根植于王室家族之处，家庭与政治、私人与公共生活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那么严明。男性和女性的职责也会有重叠之处，因此，女性可以——在其丈夫不在场的情况下——接近政治权力的中心。8
贵族家庭之间的联盟至关重要，女性在建立这种联盟中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这在与赫西俄德同时代的、天赋更高的荷马的作品中有所体现。在讲述围攻特洛伊城故事的《伊利亚特》（The Iliad）中，斯巴达的国王、海伦的丈夫墨涅拉俄斯将他的王权归功于他的妻子。对墨涅拉俄斯来说，当他的妻子海伦与帕里斯私奔到特洛伊之后，他必须让海伦回来，这不仅是因为她无与伦比的美丽，还因为，他的王权取决于他的妻子。
荷马创作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The Odyssey）（后者讲述了希腊的一个国王奥德修斯的漫长归家之旅）都是基于早先列国时代的材料而写就。在荷马的这些作品中，女性通常被他同情地加以描绘；她们既复杂又强大，是所有文学作品中最令人难忘的一些人物。随着这一时代的结束，希腊社会开始从田园经济转向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经济，人们更加关注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但是，对女性的敌视——不仅出现在赫西俄德的作品中，也出现在现存的其他公元前8世纪的著作中——不能完全用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来加以解释。诚然，也没有哪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仅用政治和社会原因就可以解释清楚。然而，它们却能提供我
们所需要了解的彼时的社会语境，在其中，男性在表现厌女症时并没有觉得不适。°而让他们最自在地表达仇视的女性，是一个公元前8世纪的人物——特洛伊的海伦，她是希腊厌女症的众矢
之的，她的脸“发动了千艘船舰/烧毁了伊利昂城裸露的塔楼”。海伦的母亲丽达也是宙斯的强奸受害者之一，宙斯变成天鹅侵犯了她。但是，在海伦与众不同的一生中，作为一个复杂的偶像，她既诱发了欲望，也引发了憎恶，更确切地说，她更像是潘多拉的女儿。像潘多拉的美貌一样，海伦的美丽也是一个诡计。它激起了男人们非同寻常的情欲，他们都渴望得到她。但是，这就像是揭开了招致流血争端和城邦毁灭的邪恶魔咒一般。在《伊利亚特》中，海伦也表现出了自我憎恶，她将自己描述为一个“下作的婊子，有着迷人的邪恶”＂。她的描述很容易让人想起人们对潘多拉的描述。在雅典创作的顶峰时期，当自我厌恶成为一些伟大戏剧中女性角色的普遍感受时，海伦是厌女症的关注焦点。海伦是屠杀人类的刽子手、全人类的诅咒、婊子娼妓、吸血鬼、城邦的毁灭者、盛毒酒的圣杯、男人的吞噬者——几乎所有你能想象得到的厌女的绰号，都被无情地抛向了她。
就像潘多拉的故事一样，海伦的故事也是一则寓言，它将欲望与死亡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在潘多拉的故事中，潘多拉失去了童贞——打开罐子之举——并让死亡进入了这个世界，正如帕里斯对海伦的欲望带来了战争和所有的恐怖灾祸一般。这些寓言都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谓的“生命本能（Eros）与具有毁灭性 的死亡本能——‘死欲’（Thanatos）——之间的永恒搏斗”3的生动体现。在轻蔑女性的文化中，女性会感到极度的内疚，她们也觉得是自己的美丽引起了他人的欲望，最终诱发了生与死之间无可逃遁的无限循环。
其他的神话和文化调和了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之间的复杂联动，但主要是将它看作生命不可避免的一种行为。在凯尔特人的神话体系中，人们通常认为，众女神掌管着生与死。然而，这种双重角色并不是从二元对立的角度来看待的；也就是说，生与死永远处在交战之中。凯尔特人将他们的女神描绘成在无意识地调和生与死的力量，就像现实中的母亲所做的那般：她将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也带来了死亡。对他们而言，这种生死之间的和解仅仅是事物的本质，并不是责备或谴责女人的理由。但对希腊人的二元对立思维来说，自然体现了男人的弱点和局限，而女人则代表着自然。女人的存在不断提醒着人们去注意到这些局限。这是潘多拉和她的女儿们的罪过，因此，从童话到哲学中的厌女症，都在试图惩罚所有的女人。
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曾写道：“神话中的一个不变规则是，无论上界的诸神之间发生了什么，它都会反映在人世间的事情上。”“那些被神话认可的关系和态度，通常也会反映在社会的法律和习俗之中。在公元前6世纪，随着民主的兴起以及城邦的发展，这一点变得愈加明显，例如，雅典等城邦迅速地制定了限制性的法规来规范女性的行为。
虽然女性所遭受的种种不公已经得到人们的承认，但人们照样认为，十分有必要维持这种对女性不公的父权制秩序。这种将女性视为“他者”、男人的对立面的观念，在各种戏剧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自此，这种性别二元论就一直是西方文明的特征。这得部分归功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他们师徒俩分别给性别二元论披上了哲学和科学的外衣。
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女性的平等是通过否认她们的一切性欲来实现的。实际上，女性已经变成了“荣誉男人”（honorarymen）。她们唯一被认可的生物学特征就是生育能力。（几千年以后，一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会提出同样的主张——认为男人和女人的区别仅仅在于不同的生殖器官，而所有其他行为都是后天养成和习得的。）女性护卫者仅被允许和他人生育繁殖而不允许与人亲密结合。她们的后代将由国家“抚养”。控制性欲是国家控制公民的关键所在，它业已成为国家政策的工具。通过打破家庭的联结纽带，特别是母子之间的联系，柏拉图的乌托邦攻击了个体性的观念本身。所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都试图消除个人主义，以此确保国家的需求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贬低世俗的享乐是柏拉图乌托邦中的一个方面，这种观点在20世纪的极权主义国家中也可以找到。在理想国中，性被看成是为了完成生育出“血统纯正的族群”这一任务而存在，这预示了纳粹德国对繁育出优等民族观念的痴迷。在阿富汗塔利班狂热的审查中，为了建立所谓的纯正的伊斯兰共和国，大多数诗歌和音乐实际上都被禁止了。在塔利班统治期间，即使是开一家美发沙龙，也会被视作具有煽动性的行为。自柏拉图以降，禁止女性化妆打扮就一直是所有极权政体的宗旨。
《理想国》还明确指出，“他者”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就其描述的情况来看，“他者”指的是种族上的他者。苏格拉底曾经说过，希腊人的“天敌”是野蛮人，就像男人的“天敌”是女人一样。将世界依据冲突的原则划分开来，就很容易发展出排他性的范畴以区别不同的人群。厌女症和种族主义经常出现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中，这绝非偶然。
柏拉图的理念论是基督教中原罪教义的哲学根基，在该教义中，受孕的行为本身就被视为从上帝的完美状态堕落至充满表象、苦难和死亡的地狱深渊。这就为潘多拉的寓言和人类堕落的神话提供了强大的哲学解释基础。在人类堕落之前，自主自治的男人与上帝生活在一种和谐的状态中。而男人之所以与上帝渐行渐远，则必然是因为女人的干预，这最终导致了人类从至高处坠落，也即，从至高的善中堕落。这种对现实的二元论观点贬低了感官世界，认为它与获得最高形式的知识——对神/上帝的认识——处于永恒的交战之中。柏拉图的这一理想愿景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基督教思想家对女性的看法，他们也都认为，女性——既是从字面意义上也是从隐喻意义上而言——代表了理应遭到鄙视的一切短暂、易变和可鄙之物。
如果说柏拉图的理念论让厌女症在哲学上得到认可，那么，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则使厌女症在科学上被接受。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大部分科学在现代人眼中都是可笑的，因此人们很容易忘记一点，他的学说主导了西方对世界的看法将近2000年。直到17世纪的科学革命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学说才最终被推翻。“自17世纪初以来，几乎所有重大的智性进步都必须从攻击亚里士多德的某些学说开始。””伯特兰·罗素如是观察。
亚里士多德一般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强劲的厌女者之一。他对女性的看法主要体现在科学和社会学两个方面。尽管有些时候，亚里士多德是自然世界的精确观察者——他对各类物种的描述曾经令查尔斯·达尔文印象深刻——但他对女性的观察显然是扭曲的。
比如，亚里士多德提到过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常被人看作女性是劣等者的一个标志：女人不会变秃顶——这“证明”了女性在本质上更趋近于儿童。亚里士多德还声称，女人的牙齿要比男人的少。对此，伯特兰·罗素曾做过一个犀利、诙谐的评论：“要是亚里士多德能准许他的妻子偶尔张开嘴巴说说话，那么，他肯定不会犯这个低级错误。”33
在古典时代的社会中，将女性视为残缺不全、被阉割的男性的后果就是杀死女婴，人们常常会听到新生儿的哭喊声打破了夜晚的静谧。公元前1年，希拉里翁在写给妻子阿里斯的信中写道：“先祝你好运吧！但如果···如果你产下的后代是男性，就让他好好活着；若是女性，就将她遗弃在野外吧！”这证实了当时社会中存在遗弃女婴的习俗，而且它将一直持续到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主要宗教的时期。35不受欢迎的婴儿就这样被随意丢弃在垃圾堆中。大多数被遗弃的婴儿都是畸形儿、有病的男婴，或是那些被视为“残缺不全、被阉割的男婴”（即女婴）。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做法，因此，人们都习惯了那些被遗弃的婴儿的哭喊声，根本不会觉得被干扰了正常休息与安眠。在对公元前7世纪雅典的墓葬传统进行研究时，考古学家惊讶地发现，墓地中埋葬的女性数量是男性的两倍之多。到了公元前18年，历史学家狄奥·卡西乌斯开始哀叹，已没有足够的女性可以解决上层阶级男性的婚配问题了。一位学者曾这样写道，女性被“有选择性地消灭掉了”。再加上分娩和流产时的高死亡率，这种遗弃女婴的惯例更使得男性的人数始终大大超过女性的人数，造成了男女人口比例明显失衡。36但是，并非所有被遗弃的女婴最终都死掉了。由于弃婴将会自动沦落为奴隶的身份，因此，妓院的老板们频频光顾这些弃婴所在的垃圾堆，四处寻找女婴，把她们捡回去当作妓女来抚养。我们永远也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潘多拉的女儿被人丢弃在了希腊和罗马城的垃圾堆中。唯一可以知道的是，她们中的有些人暴毙于饥寒交迫中，而另一些则要“幸运”一点，被人捡了回去，最终沦落至烟花巷，成为风尘女子，注定要被迫走上一生行淫之路。
由于想要男性而导致人口失衡，这与女性较低的社会地位有关。至今，在印度的部分地区，我们仍然能看到这一点，在这些地区，选择性地堕掉女胎意味着女性的人数会比男性更少，女性的地位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女性成了“稀缺商品”，她们被局限在婚姻和育儿的狭隘角色中。
另一方面，在女性人数超过男性的社会中，她们的社会地位也会相应提高。”斯巴达的情况就是如此，它常被人们用来作为女性社会地位提高的明证。作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者和柏拉图理想国的典范，斯巴达的社会情况显得有点反常：首先，斯巴达也有杀婴的惯例，但是不会区分是男婴还是女婴，只会区分是健康还是病弱。在斯巴达，所有健康的婴儿都会被好好地抚养，由于男性在出生时往往比女性更容易生病，而且并发症更多，因此，在斯巴达，遗弃在外的女婴要远少于男婴。再者，斯巴达是一个尚武的军国主义城邦，且常年处于交战状态，这一事实进一步大大提高了男性的死亡率。此外，斯巴达女性的结婚年龄比当时典型的婚龄要晚一些，因此，斯巴达的女性更容易在妊娠分娩中幸存下来。斯巴达社会期望他们的女性能够更强壮一些，这样才适合做斯巴达勇士的母亲，因此，城邦也特别关注女性的健康状况。让希腊所有地区的人们感到恐惧——无疑也会感到魅力无穷——的一点是，斯巴达女性常常赤身裸体地进行锻炼，还参与竞技类比赛，并且她们通常都要比其他城邦的女性更为强壮，也更为健康。
让亚里士多德和其他传统卫道士感到愤怒的是，斯巴达女性甚至会穿着短而暴露的束腰外衣。她们还能够继承和管理丈夫的财产。到了公元前4世纪，斯巴达的女性已经拥有了斯巴达五分之二的土地。因此，结果看起来像是一个悖论——在斯巴达这个军国主义社会中，女性竟然比在民主之乡雅典享有更多的自由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吊诡的是，一方面，斯巴达如今已经逐渐被人们遗忘，它对待女性的方式也仅作为一种不自然的愚蠢行径被引述。另一方面，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却流芳百世，成为西方世界哲学史和科学思想史上并峙的双峰柱，共同支撑起基督教这座宏伟的大厦。柏拉图的理念论及其对物质世界所固有的蔑视，以及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上的二元论观点——这种二元论观点认为女性是进化失败、残缺不全、被阉割的男性——都为之后好多个世纪的厌女症提供了智性装置。

2024-12-25 15:42:12 回应

罗马女性让希腊男性的噩梦最终成真。这些女性无视带有厌女性质的禁令（由雅典的政治家伯里克利颁布），比如，好女人是不会让人说三道四的，哪怕人们是在称赞她也不行。服从这一禁令的结果就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那些好女人如今已彻底被人遗忘了。今天，没有一个雅典女性留下了她的名字，为人们所熟知。但是，罗马的女性却不同，她们让自己声名在外、远扬四方。其中一些女性甚至自那以后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她们包括：梅萨利娜，她的名字如今已成为性欲过度的代名词；小阿格里皮娜，这个冷酷无情的女人有着“违拗天性”的野心，因为她一路杀至权力的巅峰；森普罗尼亚，这位知识分子女性放弃女性领域，进入了充满阴谋和革命流血的男性世界；克利奥帕特拉，这位才华横溢的诱惑者密谋要统治整个帝国并致使它陷入内战；还有尤利娅，她是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叛逆女儿，公然违抗父亲的计划，陷国家于危难之中。所有这些女性从罗马历史学家和诗人的书页中跃然于我们眼前，成为有血有肉的女性典型；与此同时，对她们的刻画也能让我们看到男性一直是如何看待女性的。很多有关她们的说法都很不中听。但事实证明，男性对女性的尖酸刻薄就像对她们所抱有的欲望一样一直存在着。对以上所述的女性来说，这些尖酸刻薄的描绘正是对她们曾经存在过的一份强有力的历史证明。那些被记录而流传下来的种种历史和观点，是对女性能造成深远影响，同时也能克服诸多障碍的明证，其中包括有史以来最可怕的厌女法律。
罗马人不是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他们并没有提出新的理论或哲学，来证明对女性进行的压迫和非人化是正当合理的。从希腊文化中演变出来的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了（这些刻板印象对后来很多国家的文化也都产生过这样强大的影响，这其中也包括我们自己的英语文化）。但是，罗马的作家们还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刻板印象背后的东西。在文学作品和历史记载中存有少数对杰出女性的描绘，这些杰出女性帮助塑造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之一。因而，从这些记录描绘中，我们可以瞥见她们为维护女性的权利所做出的种种抗争。
希腊人的厌女症和罗马人的厌女症之间很快就出现了一些差异。希腊的厌女症基于对女性自由行事的恐惧。然而，据目前的研究发现，在希腊，女人对男人权威的挑战仅限于私人领域，而且，只有通过希腊人的想象才能被公之于众。但不同的是，从一开始，罗马女性就公然地挑战社会中盛行的厌女症，并将她们的感受和诉求公之于众。罗马女性抗议她们的不公命运并走上街头示威。在罗马，她们匿名的面纱被彻底地揭开了。罗马女性进入了公共领域，并且，她们也创造了历史。例如，她们干涉并阻止了一场场战事；她们走上街头，抗议政府所制定的不公政策并最终也改变了该政策；她们善权谋，不惜杀掉自己的丈夫；一些女性还训练有素，成为在竞技场上进行战斗的角斗士（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令人担忧焦虑的亚马孙女战士的形象）；她们挑战和颠覆了她们父亲的权威；她们甚至在两性关系中寻求个人的性满足，并拒绝生育者这一角色身份；而且，也许最令人不安的一点是，她们曾无限接近政治权力的中心。于是，她们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对，这使得文学和历史上曾将一些火力最强劲的枪炮集中对准她们。
尽管罗马女性长期生活在压迫性的法律之下，但她们从未像希腊女性那样屈从于东方式的隐居状态。去过罗马的希腊游客对希腊和罗马女性生存状态的差异表示讶异，他们还留下了一些记录。其中一位游客就是科尔奈利乌斯·奈波斯，他曾在公元前1世纪到访过罗马，并做出了以下这些观察：
很多在罗马被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在希腊都被视为令人难以置信的。比如，没有一个罗马人会觉得带妻子参加晚宴是件令人尴尬的事情。在罗马人的家里，妻子也占据着首位，她们是家庭社交生活的中心。而在希腊，情况则截然不同，除了家庭聚会，妻子从不出席任何晚宴，并且她们一直都要待在家中被称作“妇人区”的偏僻一隅，家中的男人也从不涉足这一区域半步，除非他是这个女人非常亲密的人。
最著名的有关女性的异教崇拜是信奉维斯塔贞女（Vestal Virgins）。维斯塔是神话中照顾灶火的女神。她守护着罗马城神圣的永恒火焰，它燃烧在为她所设的神殿的最深处，这个神殿是罗马城市广场上最美丽的神殿之一。从几大贵族世家中挑选出来的六位维斯塔贞女负责照料火焰。根据一种古老而根深蒂固的迷信观念，要是火焰熄灭了，那么罗马也就会衰亡。任何让这种情况发生的维斯塔贞女都会遭到惩罚；任何维斯塔贞女，要是在照料火焰的任期内（为期30年）失去贞洁，那她将会被活埋。弗洛伊德后来指出，之所以是女性受嘱托来守护永恒的火焰，是因为从她们的生理解剖结构来看，女性不太可能会像男性那样在上面撒尿，从而将火焰给浇灭！不管事实是不是如此，直到公元前186年，传统的罗马异教所吸引的女性都不是太多。但渐渐地，一些东方的神秘宗教和诸如酒神巴克斯崇拜等异教盛行，它们逐渐吸引了很多虔诚的信徒，特别是女性信众。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之下，这些异教至少为生活在令人窒息的道德观下的罗马女性提供了一个情感宣泄的路径。
据李维记载，公元前186年，一个曾经当过奴隶的女孩向当局自首，说她参与了对酒神巴克斯的异教崇拜活动。对酒神巴克斯的崇拜是从希腊传至罗马的。出于对情人的担忧——她情人的母亲强迫他加入邪教——这个自由民描绘了罗马主妇们晚上聚集在一起，沉迷于饮酒作乐和狂欢性爱的骇人听闻的场面。“违拗自然”的性行为已经成为常态，而且，她声称这是入教仪式的一部分。任何抗拒这一性要求的人都会被杀掉，其尸体也都会被秘密地掩埋。在她的供述中，出身名门的女性会在身上披着兽皮，装扮成酒神巴克斯的虔诚信徒，她们喝醉酒后，还会被邪魔附体。她们的头发在身后乱舞，她们彻夜奔走寻欢，尖叫呼喊着一些胡言乱语。这一异教的追随者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当然也包括奴隶。对罗马人来说，他们总是会提防奴隶发生叛乱，这样的公众集会似乎对罗马的社会阶层以及性别角色产生了颠覆性的威胁，同时，这也是对现行秩序的一种挑战。
这位前奴隶所叙说的可怕故事，与人们对那些被认为是女巫的中世纪女性的性放纵和性滥交的指控惊人地相似。酒神的女性崇拜者就像后来被指控行巫术的女性一样，被指控会谋杀任何违抗她们的人，甚至包括她们自己的孩子。据说，有些女性还会施展黑魔法。此时，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中世纪女巫的肖像画正在逐渐成形：年轻貌美的女性，或者是头发上缠满了蛇的丑老太婆，她们放纵自己醉酒狂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们会用青蛙的血、骨头和她们杀害的孩子的尸体制作出一些地狱般可怖的混合物。这种对邪恶女性的厌女式的肖像描绘，大约诞生于欧洲史上第一个女巫被活活烧死的12个世纪之前。彼时，罗马当局逮捕并处决了一些男性，并将逮捕到的女性异教徒移交给了她们的“父家人”（pater familias）。这些女性的父家人对她们执行了死刑。在这次事件中，有多达7000人被逮捕并遭到了处决。
根据瓦莱里乌斯·马克西姆斯的说法，“没有一个男人胆敢阻止她们前进”。霍滕西亚挺身而出，“在三执政（triumvirs）面前慷慨陈词，为她们这些女性的情况进行辩护，既自信坚定又势在必得”。随后发生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这件事无论是在厌女症的历史上，还是在女性的历史上，都很引人瞩目（在很大程度上，女性的历史是一场与厌女症的斗争）。选举权的问题第一次被提出，虽然只是暗示性地提出来。霍滕西亚慷慨有力的演讲重点围绕战争期间女性的苦难，她如此质问道：“战争期间，荣誉、命令、治国之道等方面，我们女性一点儿都没有份，而你们男性，为了这些功勋而相互倾轧争斗，造成了如此可怕的后果，那为什么还需要我们女性来纳税呢？”16
尽管霍滕西亚没有直接要求将投票权扩大到女性，但她的观点已非常接近数世纪后美国革命者所提出的要求了：既然女性没有代表权，就不应该征她们的税。”
公元前42年的这次女性抗议活动，是女性在罗马展开公开行动的一次高潮，也是她们在这个时代进行的最后一次抗议活动。它也是截至19世纪我们所知道的西方文明史上女性针对政治变革的最后一次公开的抗议活动。接下来的一次还要等到20世纪女权主义运动兴起时，投票权将成为那次争取女性权利运动的核心。
在一些更加有趣的角斗士比赛的中场休息时段，那些被定罪的罪犯会在竞技场上被直接投喂给凶猛的野生动物。针对那些被判有谋杀罪的女性，也会有特意预留给她们的恐怖惩罚。公元2世纪以后出现了以下这个虚构的故事，但它似乎是建立在真实事件上的。有一个因杀了丈夫和孩子而被判有谋杀罪的女性，被人手脚大开地捆绑在罗马斗兽场中央的一张豪华大床上，等待着她的惩罚将是被一头公驴强奸。饥饿的狮子们在两侧等着公驴惩罚完这名女性之后一举吃掉她的肉身。这一骇人听闻的场景还是应罗马观众的需求上演的。”有些女性会在竞技场上被活活地强奸致死，这一般发生在重现神话场景的表演期间，通常是在表演宙斯多次化身为动物、对凡人女性进行性侵犯之时。
关于动物与女性交配的性幻想，在人类历史上一直都很常见。然而，人类存在一系列的社会、心理和道德抑制机制，它们通常会将我们那些或不寻常或日常性的幻想，与我们在现实中实现它们的能力区分开来。但是，在罗马，即使是极端暴力的幻想，它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也经常被打破，于是，人们享受着他们能想象得到的最为残虐的景象就变得司空见惯了。这对男性心理的直接影响是有据可查的，至少，它们以逸事的形式留存了下来：据说，在血腥的角斗比赛结束以后，娼妓们在斗兽场的拱门下大干了一场皮肉勾当。
当罗马的暴民正浸淫于纵欲享乐时，晚期的罗马帝国却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之中摇摇欲坠。在这种动乱之中，一场新的宗教运动正在积聚着能量。我们会看到，首先，基督教将会极大地改变整个帝国的面貌，接着，它将会永久地改变这个世界以及寓居于这个世界上的人们的生活。古罗马的斗兽场废墟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受人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罗马斗兽场的一隅矗立着一个黑色的十字架，每年都有数百万游客慕名前来。这座十字架是为纪念死在那儿的基督教殉道士建立的。这些殉道士中，很多甚至大多数都是女性。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她们所虔诚信仰的宗教将会在厌女症的历史上发挥着迄今为止都无可比拟的重大影响。

2024-12-25 17:25:09 回应

犹太教的道德教诲与古典时代的道德教诲有着很大不同，经由基督教的发展，犹太教中的道德准则深刻地影响了厌女症的发展。它被罪恶感所支配，这是邻邦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根本没有听说过的一个概念。在希腊神话中，虽然宙斯和他的下属众神都对肉体凡胎的世人怀有恼怒和怨恨，但是，除了因为普罗米修斯的自负野心而对人类施加了惩罚（详见本书第一章）以外，宙斯和其他众神很少因为这样或那样的违逆之事就威胁着要惩罚整个世界。但是，与希腊神话中的诸神有所不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这位耶和华上帝很容易就会被冒犯到，他目之所及，罪恶在在皆是。此外，在贯穿《旧约》的大部分内容中，上帝都高高端坐在天堂之巅的宝座上，而他的手指则隐喻性地放在那只需轻轻—碰便能瞬时毁掉世间一切的核按钮上。
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圣经·旧约·创世记》，第6章第7节）
至少有那么一次，上帝果不食言。这次，他用大洪水淹没了整个世界，除了诺亚和他的一家——上帝打算叫诺亚一家重新在世界上繁衍生息——之外，这场洪水淹死了世间所有的人类。
伴随着罪恶感而来的是对人体的羞耻感，这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世界中都是闻所未闻的。夏娃行为僭越、犯下罪之后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她有了羞耻感：“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圣经·旧约·创世记》，第3章第7节）从犹太教传统一路传至基督教教义，羞耻感便牢牢地依附在人类的性欲上并对其严加管控。令人惊讶的是，直到如今，它也没有放弃对性欲的掌控。于是，羞耻感便将厌女症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具有毁灭性的维度。
与羞耻感有关的是犹太教的传统信仰，也即，性只是为了生育而存在，而绝不能是为了娱乐。后来的基督徒继承了此种信仰。毫无疑问，在罗马人当中，道德改良者很是钦佩犹太人家庭生活的道德严明，不断反省为何让罗马帝国男男女女循规蹈矩的努力总是徒劳无功。在犹太人那里，通奸无疑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无论男女，凡是通奸，都会被判处石刑——被众人以乱石砸死。
《传道书》+中简明扼要地总结了《旧约》中的厌女症，这样写道：“蠹虫来自衣服，邪恶来自妇女。”
希腊和罗马社会中的厌女者都曾不断地斥责女性在道德上有所亏欠。但是，上帝的神性反对却是第一次为厌女症的历史补充了一个全新而有力的批判维度。这让厌女症在寰宇之内有了更加广泛和普遍的地位。人们可能会想，《旧约》中的上帝可不是一个值得效仿的好榜样，他并不能创造一种颂扬宽恕和仁爱的宗教。然而，最奇怪的是，基督教的藤蔓首先生长在这一基石之上，这也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诸多悖论之一。
我们在《圣经·新约》中遇到的上帝耶和华——或曰圣父——已经和颜悦色多了，远非《旧约》中那个雷霆般暴怒的天空之神了。事实上，诸如马吉安这样的早期基督徒发现，这两个版本中的上帝截然不同，而且，这种不同的程度大到令人难以置信，因此，早期基督徒便主张完全抛弃《旧约》。2在四部福音书中，有一些关于耶稣生平的寓言和谚语，它们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便是，其中既不包含厌女症，也没有报复之心。女性是耶稣的第一批信仰追随者。马太这样告诉我们：“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地观看，她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事他的。”（《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27章第55节）这些女性确实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因为马太还告诉我们，曾有一个“患上了血漏症”的女人摸了摸耶稣的衣裳穗子。犹太人的法律对此有着严格的禁忌，他们认为经期的女性是“不洁”之物，法律禁止行经的女性与男性接触，也不准她们进入神庙圣殿等。与此相反，耶稣并没有责备那个得了血漏症的女人，反而还这样对她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使你痊愈。”（《圣经·新约·马 太福音》，第9章第20—22节）
在圣约翰所写的福音书中，据载，耶稣的门徒都感到“惊讶，因为他居然正在和一个妇人说话”（《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4章第27节）。在对待女性的态度这一点上，耶稣堪称独一无二。无论是古典时代的伟大导师、先贤哲人，还是在耶稣之前的犹太先知，诸如施洗约翰等，他们都没有如耶稣这般身旁围绕着众多的女性追随者。3有一次，耶稣受邀去西门家里吃饭，主人指责女人奢侈，用昂贵的香膏来为耶稣接风洗尘、施涂油礼，他也为之辩护：“而耶稣则说，由她吧，为什么要为难她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14章第6节）
这个故事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被一再提及。路加给出了最详尽的细节，包括这名女子是个罪人这一事实。当西门向耶稣指出这一点时，耶稣只是在一旁挥挥手：“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被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新约·路加福音》，第7章第47节）可见，耶稣并不是根据一些严格的行为准则来评判女性的，而是依据他对女性独特经验的承认和理解来做出一些合理的评判。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中，女性会因为“爱太多”而面临着被判处石刑的风险，耶稣的这种做法，无疑是一种极具解放力量的替代方案，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耶稣的追随信众中女性众多，基督教在后来也继承了这一方面。《路加福音》第1章第24—80节）中还描述了女性的受孕经历，以及胎儿在子宫中缓缓移动的神迹——这是古代文献中第一次正面关注女性的怀胎经历。耶稣的道德观有着激进的本质，这在下面的例子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一个“正在行淫当中”的女人被人们抓了个正着，于是，她被拖到了耶稣跟前。法利赛人假装问耶稣应该如何处置女人，其实他们都非常清楚，对这种行为的惩罚便是石刑
用石头将女人砸死。一开始，耶稣佯装自己没有听见他们问的问题，而后，他轻蔑地弯下腰，蹲在地上用手指在沙上写字：……
耶稣对待女性的同情之态与《旧约》中所盛行的对待女性的态度，有着天渊之别。《旧约》中的态度，（用伯特兰·罗素的话来说）常常是“凭借一份好心，却办了残忍之恶事”4。马可指出，在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之际，在场的有“众多的女性”（《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15章第40节）。耶稣的男性门徒则纷纷四散，逃离行刑现场，但女性仍然留下来为他祈福做祷告。更重要的一点是，在耶稣复活之后，他首先也是出现在一个叫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女人面前（《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16章第9节）。当她向门徒报告耶稣复活这件事时，耶稣的门徒都不相信她。耶稣复活是基督教中的核心教义，因为它允诺了人类的救赎。当这一教义在一位女性面前显现，而且她还是第一个接受了这一信仰教义的人时，总体而言，这为女性在这一新宗教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提供了一份强有力的明证。
耶稣对待女性的总体态度深具颠覆性的革命意义。它对早期基督教的广泛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三个世纪之后，在基督教会蓬勃发展之际，圣奥古斯丁告诫世人说：“噢，你们这些人哪，你们害怕去承受洗礼的重担，还不如你们的妇人呢，你们如此轻易就被她们给比下去了。她们洁身自好，且忠于基督信仰，正是因为她们的广泛存在，我们的教会才得以兴盛和壮大。”
从基督教传教伊始，女性就纷纷涌向这种新的宗教信仰。
基督徒认为，每个信徒的灵魂深处都承载着来自上帝的神性火花，所以基督教禁止杀婴也禁止堕胎。8由于之前大部分遭到杀害的婴儿都是女孩，这就意味着，女性基督徒的比例开始逐渐增多。另一方面，这种新信仰禁止人们施行堕胎手术，也使得女性信众人数进一步增加，因为堕胎手术极其危险，曾致使许多女性在流产时丧生，即使是那些挨过了这一手术得以幸存下来的女性，常常也会因此患上不育症。°在古典时代的社会中，无论是希腊社会还是罗马社会，要求女性堕胎的合法权利都掌握在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手中。亚里士多德曾提倡要将堕胎视为一种节育的方法。还有证据表明，比之同时代的女性异教徒，女性基督徒结婚相对较晚，因此，她们在生完第一胎后能存活下来的概率也就更大。同样，寡妇也不会被迫再婚，这是《朱利亚法案》施行后的惯常做法（详见本书第二章）。基督徒会被期望在结婚后能够相伴终身，所以不忠行为不论出现在男人还是女人那里，一旦被发现，都会被认为是同等的罪过。在这一方面，基督教对女性和男性一视同仁地采用了同一把道德标尺。因为基督徒非常重视童贞，所以女性基督徒也不太可能会被逼婚。在古典时代的社会中，男性历来都被告诫要学会抵制女性的狡诈诡计。现在，有史以来第一次，女性被告知说，她们也可以拒绝男性。不管女性打不打算结婚，现在她们都被赋予了选择权。由于在当时，迈入婚姻是一种危险的状态，所以不少女性拥抱了另一种选择：一直保持独身状态。这与西方20世纪60年代性革命期间发生的事情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它们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在20世纪60年代，归功于避孕药的发明和使用，女性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掌控她们自己的生育权。尽管从很多方面而言，早期的基督教革命都是反性欲的，但是，它至少在一个重要方面是与20世纪60年代相似的：给了女性选择是否生育的权利。
女性选择独身的现象无疑是吸引她们接受新信仰的一个原因，于是，这也一道增加了基督徒中女性的比重。在当时一些偶发的迫害基督徒事件中，丧生者的名单就证实了这一点。据载，在公元177年的里昂和高卢，有24名男性和23名女性殉道而亡；三年后，在意大利的希拉，有7名男性和5名女性被迫害致死。根据罗德尼·斯塔克的观点：“据一些留存的古代资料，现代历史学家一致认同，最初，信奉基督教的女性要远远多过男性。”1其结果便是，由于在周边更广范围内的异教徒文化中女性稀少，男性异教徒通常会娶女性基督徒；于是，这些男性异教徒中有相当多的人随后也经历了信仰的二次转变，信奉了基督教。在对现代宗教运动发展的研究中，斯塔克总是能发现与此相同的信奉模式。只要看到这些信奉者的人数之多，我们便可以看出这种信奉模式给基督教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有利影响。据可靠估计，截至公元40年前后——耶稣受难后的第7年，在一个约有6000万人口的帝国中，大约有1000名基督徒。在调查研究了现有的最可靠的史料证据后，斯塔克估计，新信仰吸收信众的人数最可能的增长率是每十年增长40％。到了公元2世纪初，基督徒的人数超过了20万，而到公元300年，基督徒的人数已达到6299832人。仅仅在十多年之后，信众人数的数量之庞大空前绝后，这也是导致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的地位，并停止迫害信奉基督教的人士的一大因素。到了公元350年，基督徒已占据整个罗马帝国人口的50％以上。
亚历山大城是一座伟大的古代城市，也是远近闻名的学术中心，但它也以宗派暴力冲突——常常伴随着对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反对派的私刑——而出名。（古代世界中，针对犹太人最早的暴动事件之一就在公元38年发生于此地。）公元412年，西里尔——一位基督教狂热分子——成为亚历山大城的主教。西里尔曾经做过好几年的沙漠僧侣，他以此来惩罚自己，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肉体的磨难只是进一步加深了他的宗教狂热，并进一步激化了他的宗教不宽容——你可以把他想象成那种原教旨主义的毛拉。当然，即使在沙漠苦修的岁月中，西里尔那熊熊燃烧的野心之火也并没有被削弱。作为主教上任以后，他十分藐视当时的帝国行省长官奥雷斯特斯的统治，后者代表罗马帝国管辖埃及。在这段古典时代的黄昏岁月中，教会的权势日益增大，正侵蚀着官方政权的世俗权威，这是中世纪专制统治的一个前兆。西里尔搜寻并打压诸多异端，他也仇恨犹太人。在公元415年的复活节前后，西里尔召集了一批基督教暴徒袭击了当地的犹太人社群，洗劫了他们的家园，霸占了他们的犹太教堂，他还以净化犹太人为由将犹太教堂改造成了基督教堂。于是，西里尔就将自古就居住在亚历山大城的古老犹太社群驱赶出了这座城市。行省长官奥雷斯特斯对西里尔的此举表示反对，结果，一群基督教暴徒也袭击了奥雷斯特斯。
基督徒开始私下质疑说，是希帕蒂亚迷惑了帝国行省长官奥雷斯特斯，所以她得为造成帝国行省长官和主教之间的误解和分歧而负责。从某位基督教作家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其中隐隐透出的对即将发生之悲剧的不祥预兆，这位基督教作家谴责希帕蒂亚“一直致力于玄学、星盘和乐器的研究，而且用其撒旦式的诡计迷惑了许多人”“。因为，在那时的社会看来，一个女人有学问又有成就，不仅稀有罕见，而且还表明她其实是一个与魔鬼结了盟的女巫。西里尔也很乐于见到希帕蒂亚被当作替罪羔羊，以此来缓和自己与当局政府权力交手时所遇到的麻烦。西里尔的追随者彼得（根据尼基乌主教约翰的说法，彼得“完全相信有关耶稣基督的方方面面的教义”）在一场激烈的布道之后，带领着一帮激奋的暴徒袭击了希帕蒂亚所在的学园。
暴徒“发现她端坐在一把高高的椅座上；他们先喝令她下来，在这之后，暴徒一路拖曳着她前行，直到把她拖到一个名叫恺撒里昂的大教堂前才停下来”“。在这所大教堂门前，希帕蒂亚被这群暴徒扒光了衣裳。接着，这群基督教暴徒一边摁住她，一边用锋利的牡蛎壳将她活活剥了皮。”最后，用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义愤填膺的话来说，“她那还在颤抖的躯干和四肢，又被暴徒投入烈火中，给烧成了灰”4。
此外，所有想要起诉和制裁杀死希帕蒂亚的凶手的努力，最后都付诸东流，因为贿赂可以一手遮天。而西里尔此后在天主教会中的个人事业却蒸蒸日上。他甚至还被封为圣徒。这的确很讽刺。很显然，在圣徒的履历上，重要的是他做出的非凡业绩，而非谋杀。
很快，基督徒就会从历史上的殉道者一跃变成宗教法庭的裁判官。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很多时候，教堂里的焚香炉所散发的气味中，常常混有众多女性被烧焦和焚毁的身体的气味。

2025-06-15 15:02:26 回应

作为榜样，马利亚为女性设定了一套需要遵循却又自相矛盾（甚至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标准——她自己代表了被动、顺从、母性和童贞的典范。事实上，马利亚的形象不断地提醒着人们，女性的不足之处正在于她们自身的人类本性。因而，马利亚的无性其实是对女性有性欲的一种谴责，她的顺从鼓励女性去相信社会关系的规范是神授的，而她的童贞女母亲的身份，则更是人类凡俗女性无法企及的神迹。也就是说，马利亚的存在是一种对女性的别样谴责，耶稣之于男性却并非如此。耶稣的受苦和死亡谴责了全人类，并不是专门针对男性。而与此有所不同的是，教会提升马利亚地位的举措，实际上是在诋毁和贬损其他女性。直到今天，在天主教的一些相关意象中，她的脚仍然牢牢地踩踏在一条蛇的头上，这是对天主教徒中的女孩和女性的一种号召，呼吁她们去压抑和拒斥自身的欲望，不要让它在她们的男性伴侣身上得到满足。
于是，其他女性有望效仿马利亚的唯一方法，就是摒弃她们自身的性欲。
清洁派运动起源于东方，在基督教之前，东方也是许多类似的二元论信仰的摇篮。就像早期的异端邪说一样，事实上，也像早期的基督教本身一样，清洁派震惊了正统教派，因为女性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清洁派允许女性传教，也允许精英女性成为该运动的精神领袖——一般被称作完人（Perfects）。朗格多克的富有阶层女性是清洁派传教士最重要的支持者和赞助人，正如她们也是行吟诗人的赞助人一样。
1208年，教宗英诺森三世宣布对清洁派发起圣战进行讨伐。这一圣战进展得颇为野蛮激烈。在30年圣战期间，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戮、焚烧和绞死，其中，清洁派中的女性更是要被单独遴选出来以接受特别的羞辱和虐待，杰拉尔达夫人的例子就残酷地证实了这一点，她是最为著名的清洁派女性。杰拉尔达夫人在战争中被俘，之后又被敌人投到井里，被乱石砸死。“即使按照今天的标准，这一惩罚行为也很令人震惊。””一位异教徒的历史学家如此评论道。
猎捕女巫的狂热一直从14世纪末持续到17世纪末期，它导致了根本无法计数的万千女性的死亡。但它至今仍能让我们震撼不已，这主要是因为，猎巫运动是人类迫害史上唯一为我们所知的生而为女即是罪的例子。在猎巫运动期间，只要是女性，就会成为参与大量阴谋的主要嫌疑犯，而身为女人也是遭到囚禁、经历酷刑和惨遭处决的因由。这是厌女症历史上最为致命的恶性事件，但同时，在许多个世纪以后，它也仍然是最令人困惑不安和费解不已的一大事件。
说它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并不是指这本《女巫之锤》（MalleusMaleficarum，1487）就厌女症又发表了什么高明新论——它根本就没有什么原创论点，只不过是重复了《圣经》和古典时代作家们的著作中所有对女性的谩骂而已。但是，《女巫之锤》是史上第一次将所谓的女性天性中的弱点，与她们堕入魔鬼的怀抱并因此成为女巫的倾向明确地联系了起来。这本书的影响还因为一项新发明——印刷机的出现而被极大地增强了。这里的讽刺之处在于，一方面，印刷机的发明将会彻底改变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另一方面，这项新发明竟然在传播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中最为致命恶毒的无知、恐惧和偏见上发挥过如此关键的作用。

2025-06-15 15:44:33 回应

然而，我们可以在笛福的小说《罗克珊娜》中瞥见另外一种对于女性的观点，这种观点挑战了卢梭和理查森那类厌女的观点。比较具有悖论性的一点是，笛福笔下那种与厌女观点正相反的观点，也即，认为女性是性欲很强的人，也能够获得个人独立和社会地位，将会在18世纪的色情作品中得到其最为戏剧性也最辛辣淋漓的体现。但是，厌女症、色情作品和女性地位之间的关系，也仍是迄今为止最具有争议性的一个主题。
哲学家和牧师对女性所造成的伤害，要比色情作家大得多，虽然这也许是我们能有把握地概括出来的结论，但这并不是今天大多数人都能欣然接受的一个主张。但是，同样也有很多关于色情的东西人们不会赞同和接受，这其中就包括色情的确切含义。说某些东西属于色情作品，就好像如今断言某某组织是恐怖组织一样：这主要涉及一种价值判断，用来描述你不赞成的某些事情——可以是行为、事项或一些目标。问题在于，世人的价值观会改变，例如，对一个喜欢说唱音乐的美国青春期少女来说，被维多利亚时代的女士看作色情作品的那些东西，似乎并不能算作色情作品。
然而，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色情作品与现代性的兴起密不可分。当然，在当时，它也不叫色情作品（pornography）——在英语中，这个词只是在19世纪中叶才开始具有它当前的意义内涵的，但该类型作品的许多特征是进入现代初期以后就确立起来的，这些特征在今天也仍然典型。例如，以文字或图片形式对性行为进行明确的露骨描述被视为色情作品的典型标志。在法国，一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人们也将色情作品作为一种反对教权主义和反政府的重要攻击手段，但色情作品曾具有的这种讽刺性和政治维度，在18世纪90年代后期便彻底消失了。在那之前，色情作品在各类事件中都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而这些事件更是直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最终爆发。色情作品与社会混乱和政治激进主义的这种关联，也是它后来在英国会遭到压制的一个原因。

2025-06-15 16:12:35 回应

厌女症远非西方文明所特有的现象。从16世纪早期开始，当欧洲人殖民扩张到此前未知或少有接触的世界版图时，他们便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遇到了历史至少同西方文明一样悠久（有时甚至更悠久），而且发展程度相当（甚至更高）的复杂文明。与此同时，在其他一些以前从未探索过的或未知的地带，他们发现了一些在技术和社会层面上比他们所见过的任何社会都更原始简单的文化。但这些社会都有一个共同点：不论是在原始社会还是在复杂先进的社会，从来都不缺乏针对女性的偏见。
有时候，某些偏见在各地都普遍存在，例如与月经有关的一些禁忌。从南美洲的马库西斯（Macusis）部落，到印度的印度教婆罗门，莫不如是。例如，马库西斯部落的人会将青春期的少女吊在高床上，并用棍棒抽打她们，而印度教婆罗门则认为，拜访来月事的女性是能使男性失去幸福生活或长寿机会的七大恶事之一2。由此可见，在这个世界上，男性对处于月经期的女性充满了恐惧，而这种恐惧，反过来又给予了他们无比巨大的权力去伤害女性。
然而，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依然在厌女症的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也正说明了她的思想遗产自相矛盾的本质。虽然她在极力宣扬女性解放的必要性，但她同时又认为，这与女性的一些传统品质，例如美丽与激情等，是不相兼容的。如此一来，她实际上又延续了在很多方面对女性都极为有害的那套旧有的身心二元论。不幸的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思想的这一矛盾方面，后来又被英美两国好几代的女权主义者所继承，她们会认为，倡导女性的政治和社会权利就意味着，要看轻或彻底否认女性天性中对情欲方面的追求。因为，她们声称，这些都是男人发明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操纵女性，以满足他们男性自己的性享乐。20世纪70年代早期，那些鼓励烧掉文胸的女权主义者，都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思想的直接继承人。而不幸的是，这项举措及此种立场，使得当时的很多女性都疏远了女性的解放运动。
新门监狱的一位访客曾惊恐地报道说：“那里关押了近300名女性，犯各种罪的都有，一个牢房里挤了120个人，没有可供睡觉的垫子，所有人几乎都是赤身裸体，全部都喝得醉醺醺···她们耳之所闻，皆是可怕至极的侮辱咒骂。”37
在性欲方面，尤其是在女性的性欲方面，与“疾病”的概念相伴随的，常常是一种强烈的道德谴责。例如，纵欲并享受性的女性很容易被人归类为色情狂，并会被贴上“危险、变态和性失控”的标签。0而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社会，女性历来也被认为比男性拥有更强烈的性欲，因此，必须注意提防她们的肉欲，因为它很容易就会失控。梅萨利娜的命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根据古代社会遗留下的（也是充满仇视敌意的）资料来源（详见本书第二章），梅萨利娜是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的年轻妻子，而她的性欲最终导致她成了妓院里的一名妓女。但从18世纪后期开始，女性“过度”的性欲开始被认为主要是一种生理上的失调，而非道德上的失范。到了维多利亚时代，这种观念认为，女性的纵欲已经发展到了一种完全是疾病的状态，而且，它经常伴随着各种相互矛盾的症状。
1867年，《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就曾详细描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妇科医生艾萨克·贝克·布朗对病人实施该手术的全过程。
医生会使用以下两种工具：一把钩状的镊子和一块烙铁。布朗医生在阴蒂切除术中经常会使用到钩状的镊子，而烙铁在手术中会被用来切开组织··用镊子以常规的方式夹住阴蒂，然后再将烧得炽热的电烙铁的薄边贴着阴蒂的底部移动，直到这一器官最终被切除。接着，女性私处两边的小阴唇也会以类似的方式用热烙铁来回锯切掉。在切除阴蒂和小阴唇之后，手术就快要结束了，这时候，需要医生使用烙铁的背面，锯掉大阴唇和外阴其他部位没有被热烙铁利落切除的表层部分。这些手术用具在女性的私处前后来回地修剪打磨，直到这些部位被有效地毁坏，达到布朗先生使用剪刀进行手术时同样的效果为止。
布朗医生如此醉心于他的阴蒂切除术，他还声称自己曾用这种方法治好了由手淫引起的各类“女性疾病”，例如，忧郁症、歇斯底里症和色情狂，等等。1866年12月，布朗医生还因为他的这项工作而获得了《泰晤士报》歌功颂德的热烈宣扬。43
但《泰晤士报》的报道也在医学界引发了一场争论。许多医学界的同行人士一开始只是对媒体会宣扬如此令人不齿和反感的话题感到不安。也有其他医学同行指责身为皇家学院成员的布朗是个江湖庸医。但当时的教会迅速为布朗进行了辩护。坎特伯雷的大主教、英国圣公会的负责人以及约克的大主教都在极力颂扬布朗所做的工作。
尽管最终阴蒂切除术在西方遭到了反对，但医学界对女性手淫的威慑力还是心有余悸。那位对年仅九岁的女孩进行了阴蒂切除手术的布洛克医生，称手淫是一种“道德上的麻风病”。值得庆幸的是，布洛克是最后一批实施此类手术的美国医生之一。“然而，时至今日，针对女孩和女人的生殖器残割仍然很常见，在有些地区它甚至是种例行常规，比如在非洲的某些人口以穆斯林为主的地区。此外，在阿拉伯半岛和亚洲的一些地区，人们也会践行这种做法（详见本书第八章）。
人们也就丝毫不奇怪，为什么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将女性奉为无性的“天使”来崇拜，而与此同时，它实际上又会贬黜女人的天性。这种文化还会滋生出追捧幼女的狂热，似乎就更不难理解了。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们来说，没有什么会比在草地花丛中嬉戏的漂亮小女孩更具性诱惑的了，那是一派天真无邪的画面。凯特·格林纳威是这一时期最成功的画家之一，她被人形容为是一位“温柔、戴眼镜、身着黑衣的中年女士”“，她毕生都致力于创作一些含蓄而温馨的水彩画，画中描绘的都是腼腆的小女孩嗅着花朵，或是渴望地凝视着育儿室的窗外。厌女症很少会以如此险恶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代表着男人完全无法与成年女性建立起正常的两性关系。于是，这种深刻的性欲分离便不可避免地找到了另外一个出口——狎童。因为，崇拜女孩天真的反面，一直都是对女人的贬损和羞辱。伦敦城中儿童妓院的数量表明，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们并不满足于对绘画中描绘的多愁善感的小女孩的痴迷。
查尔斯·狄更斯是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也许也可以说，他是英国文学中最伟大的小说家。在狄更斯所创作的大约15部长篇小说和许多短篇小说中，他都没能成功塑造出一位在性方面表现成熟的女性角色。《大卫·科波菲尔》（DavidCopperfield）也许是狄更斯最伟大的小说，当然，这也是他最具自传性质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在女性身上所寻求的那种孩童般的天真本性，在小说主人公的第一任妻子朵拉的形象刻画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科波菲尔娶她是个错误，只因为她与他的母亲克拉拉非常酷似，都很虚弱、无能且幼稚。这部小说揭示了如女孩般天真的理想女性形象背后的残酷现实，这一理想只会制造出对女性的蔑视，酿成她和她伴侣的不幸。47
虽然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被期望要超越她们天性中的某些方面，但她们也被期望要依照女性的既定命运来顺从自然。比如，分娩的痛苦便是这些既定方式中的一种。长期以来，基督徒一直教导世人，由于夏娃所犯下的罪，这种分娩的苦痛便是施加于所有女性身上的一种惩罚。250年之前，在国王詹姆士六世执政时，有一位叫作尤法妮·麦卡莱恩的女性，她在生产时由于实在无法忍受分娩的痛苦，便请求助产士阿格尼丝·辛普森给她一些能够缓解痛苦的药物。国王听后勃然大怒，还将她给活活烧死了。我们不禁要问，难道不正是在这位国王的授权之下，《圣经》才被翻译成英文，以便让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人都能清楚地了解上帝的真言吗？《圣经·旧约·创世记》中清晰地记载着，上帝这样对夏娃说：“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第3章第16节）以防还没有表达得很清楚，所以，《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26章第17节）中又重复说道：“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

2025-06-15 16:20:52 回应

即便是在纳粹集中营的各种恐怖惩罚之中，犹太女性也经常会被单独挑选出来，遭受特别的羞辱和虐待，此外，她们还要经受可怖怪诞的“妇科”实验。在德国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卡尔·克劳伯格教授对这里的女性都做了绝育实验。还有一位臭名昭著的纳粹军医约瑟夫·门格勒，他将数百位犹太女性和吉卜赛女性作为他的实验对象，将化学物质注入她们的子宫以阻塞她们的输卵管。”那些年轻一些的女性，会被迫进入集中营里的妓院，这些妓院专门为纳粹警卫提供性消遣。3纳粹士兵把公开展示裸体当成了一种工具，只为对这些女性进行持续不断的性羞辱。它也被当作一种筛选淘汰机制的工具。在奥斯威辛这个臭名昭著的死亡集中营中，新来的女性里，要是有谁被发现怀孕了，那么，这名女性在进入集中营之初就会被引导到左侧，并最终被分流到毒气室中处死。对那时的犹太女性来说，孕育着的生命已经成为她们自己的死刑判决书。直至大屠杀的最终阶段，我们都能看到，在纳粹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的阴谋计划中，谋杀和屠戮已经变成了一道工业程序，这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而即便在此时，厌女症也仍然占有一席之地。
在19世纪中，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坚定地支持女性的权利。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都对女性地位的现状展开了尖锐的批判，他们都认为，这是财产私有制社会的发展所直接导致的后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做的这类分析中，父权制和女性受压迫都是私有财产关系的直接后果。恩格斯认为，“一夫一妻制是随着一种性别臣服于另一种性别后才出现的”“。此外，男女之间的关系为阶级斗争提供了一种原型，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阶级斗争是历史变革的主要推动力。只有在置女性于臣服地位的财产关系被废除之后，女性的全面解放才能够实现。而反过来，这又证明，废除财产关系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这条唯一的途径来实现，即推翻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统治，让无产阶级取得胜利。

2025-06-16 15:34:32 回应

关于身体的政治学在非洲、亚洲和中东等地区产生了更为致命的恶劣后果，这些地区自19世纪以来就一直受到西方殖民统治的影响。但矛盾的是，这些恶劣后果往往是由西方世界挑战本土的社会实践而导致的，西方试图将他们认为更进步和更自由的价值观强加给殖民地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殖民主义的反抗呼声四起。这种反抗通常采取的形式是捍卫殖民者所攻击谴责的当地习俗和传统。但不幸的是，这些传统习俗往往是对女性有害的，或者体现了当地的传统厌女观念。例如，在印度，英国殖民当局曾试图禁止当地女性殉夫，即烧死寡妇的陋习，但这些努力反而激起了当地人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强烈敌意（详见本书第六章）。在20世纪50年代的肯尼亚，英国政府曾试图禁止部落中流行的阴蒂切除术，但这一尝试直接导致了被称为“茅茅”Mau Mau Uprising的反殖民运动四起，而且，当地人对反殖民运动的支持也大大增加了。1962年，肯尼亚实现了独立，但在那里，残割女性生殖器的实践仍然盛行。
这种残害女性的做法同样在埃及盛行。1994年9月，在开罗举行的联合国人口控制会议就曾谴责埃及侵犯了有关身体完整的基本人权。1996年，两个小女孩因为阴蒂切除手术失败而流血致死后，穆巴拉克总统领导下的埃及政府便禁止了这一做法。但是，当地社会仍然强烈支持这种残害女孩的手术。“当我的女儿追着男人乱跑时，我应该站在旁边不管吗？”一位叫作赛义德·易卜拉欣的当地农民曾这样说道，“所以，即使那些异教徒医生说这不健康，那又如何呢？而且，他们说的就是对的吗？即使他们要判处我死刑，我也会给我的女儿行割礼的。在我们埃及，人人都知道什么是贞操。如果一个女人更加被动，那么这符合她自身的利益，也符合她父亲的利益，同样，这也符合她未来丈夫的利益。”2“当地一个17岁的少年同样支持对女孩施行割礼，据报道，这位少年曾这样说过：“要是禁止它的话，我们埃及的女人就会像美国女人一样狂野不驯了。””据估计，在埃及，有80％到97％的女孩都经历过一定形式的生殖器残割。据埃及的女权主义者纳瓦勒·艾斯阿德称，在全世界范围内，约有1亿女性遭受过生殖器残割，每年还有200万女性在接受这种手术，这其中也包括美国移民社区中的4万名女性。28然而，最强烈的对西方影响的反抗出现在中东地区，当地人强烈反对政府试图取缔伊斯兰女性佩戴面纱的传统做法。
穆罕默德·阿塔一般被认为是劫持了那架美国航空11号航班飞机并撞毁世界贸易中心北楼的主谋。2001年9月11日上午9点前的几分钟，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北楼，让大楼在众目睽睽之下瞬时塌毁。此人在他的遗嘱中言明，任何女性都不得触碰他的身体，也不允许参加他最后的葬礼仪式。尽管这么说可能带有令人毛骨悚然的讽刺意味，但事实上，他犯下的非人道罪行，必然早已使他肉身的微粒，与成千上万死于坠机造成的火灾和大楼坍塌的女性的身体混在了一起。阿塔是一个厌女者并非巧合。厌女症是这些曾在阿富汗山区严格受训的恐怖分子世界观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厌女症也是这片不幸土地近期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样。

2025-06-16 15:56:18 回应

这正是此类理论的弱点所在。既然所有男性都是从女性胎儿形态发育而成的，都在他们最易受影响的成长关键期依赖母亲，而所有与女性发生过性关系的男性也都真实经历过这种被“吞噬”的体验，那么，这些理论似乎都在预设：所有男性都是厌女者。但事实是，并非所有男人都有厌女症。厌女症只是男女关系历史的一部分。如果这就是全部的故事，那么，女性在过去争取平等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几乎是不可能的。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在西方或拥有西方式民主的国家中，女性在争取平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这些也是在男性的倡导和支持下取得的。如果厌女症是两性历史的全貌的话，那么，像本书这样的书就不会付梓问世了。这些都表明，对原初女性形态的恐惧，或是对前俄狄浦斯时期全能母亲进行复仇的欲望，并不是决定男女关系的普遍性因素。

2025-06-16 16:03:36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