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夕felicity对《我的骨头没有忘记》的笔记(5)

她把我拽进厨房，抓起一双筷子就打过来。我挨了一下，大声说：“别再打了，不然我就不跟你。”她惊呆了。我和母亲之间的权力平衡第一次有所改变——我突然从跷跷板上跳下来，把她摔个正着。她气呼呼地走了。我下定决心，永远关上心中一度对她敞开的那扇门。
这些结果一点也不鼓舞人心，那些跟我一样的人只是勉强度日，并未真正治愈。我蜷缩在办公室昏暗的橙色灯光中想，这些症状如何体现在我的生活中？我在记忆的河流里艰难地行走，将过往的画面逐一打捞出来，反省自己有多不可救药：对老板发火，在聚会上喋喋不休地诉苦，总是去敲同事的门，手持棒球棍满球场追打男生……我所造成的破坏比比皆是。我之所以和别人“不一样”，正是因为这个病。我想到一句有关创伤的名言：受伤的人会去伤人。
我不想再伤人了。
从那天起，我每天都早早下班。在办公室的每一秒，我都觉得自己像偷偷溜进教堂的吸血鬼，时时刻刻都可能爆发。这里是聪明人聚集、令人向往的地方，我既为自己把个人的低级创伤带到此地感到内疚，又觉得这个地方辜负了我。我献身于这份事业，以此定义个人身份，为了工作宁可牺牲与朋友聚餐的时间，为了加班而放弃恋情。我以为这样做就能赢得他人的尊敬，可其实我还停留在青少年时代的癫狂状态中，只不过换上了更贵的名牌裤子。

2024-10-20 10:54:33 回应

在一系列创伤类心理疾病中，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尤其悲惨，因为它由创伤性事件长期重复发生而导致。当你经历了成百上千次的创伤后，有意和无意间产生的诱因将无限壮大且难以名状。如果你因为数百种错误挨打，那么每个错误都会变得危险。如果有几十个人背弃你，那么所有人都会变得不可靠，整个世界都对你形成威胁。
如果我得的是一般创伤后应激障碍，假设被车撞是基本的创伤性事件，那么我应该可以通过暴露疗法，学会区分和化解诱因，比如每天有意经过面包店门口，或在充分的安全防护下走过事发路口。不幸的是，我的问题不在于一次性的基本创伤，而是数千次创伤。因此，用书上的话说，我的过度焦虑并非暂时性的，并不是只在我看到一张生气的脸，或某人从高尔夫球袋里拿出发球杆时才出现，而是持续存在。
现实生活可不像电影《心灵捕手》那样，就算罗宾·威廉姆斯本人与我四目对视，大喊大叫也好，轻声细语也罢，跟我说几十、几百遍“那不是你的错”，我也不会瘫倒在他的怀中，为失却的青春啜泣。我只会对他眨眨眼说：“是的，当然了，我知道。”
然而，这次治疗却带来了完全不同的体验。那对振动器充满了某种魔力，就像电子版的罗宾·威廉姆斯。我不仅仅对受虐经历带来的影响产生了理性认识，还切身体会到那滋味就像被刀扎进肉身、露出骨头，就像爱人提出分手那么尖锐、直接和可怕。我居然万分清晰地感受到了受虐的恐怖，或许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年幼的我竟然要想方设法照顾父母，让父母感到被爱，这是何等的悲哀。被世界上最信赖的人折磨，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默默忍受痛苦，需要何等的勇气。我对年幼的我肃然起敬，并心生怜爱，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知道和理解是有区别的。我原本就知道这不是我的错，而眼动脱敏再加工打开了一扇门，让我步入理解的境界。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像死记硬背和真正掌握、假设和信念、祈祷和信仰。如今，一切显而易见——一个失去信心的人怎能再爱别人呢？
那天，我领悟了两个至关重要的道理。
首先，伤口不再作痛并不代表它已经痊愈。如果它看起来没事，也没什么感觉，就应该是好了，对吗？然而这些年来，我不过是在人生的千疮百孔上一层又一层地刷涂料，让一切看起来平整完美。但其实，我不堪一击。
其次，我明白了父母并不爱我。我并不是全然没想到这一点，再怎么说，我也经历了童年被父母抛弃的痛苦。但我总是为他们找各种理由和借口。如今，我第一次看清了真相——他们从来没爱过我，也没办法爱我，因为他们对自己憎恨之极，以至于无法施爱于我，他们因为悲伤而自私，所以根本无视我的存在。他们不爱我，这与我和我的行为毫无关系，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解离对人是有用的。数千年来，大脑和身体都在帮助人类消除痛苦，继续前行。妻子刚被老虎吃了？是很倒霉，但你不能就此彻底崩溃或冷若冰霜，最好还是出去打猎，不然孩子就该饿肚子了。你的家园刚毁于空袭？好吧，但你还是要立即收拾起行囊，找新的藏身处。拥有情感是一种特权。

2024-10-20 11:46:30 1人推荐 回应

伊冯证实，即使是条件更优越、成绩更优异的孩子也面临精神健康问题。“在一次面向学生和家长的活动上，我设了个摊位，向需要寻求帮助的学生开放。”她说，“一位父亲经过时对我说：‘我的孩子可不需要心理咨询，他总能拿到全A，哈哈哈！’两年后，他的孩子成了全校成绩最优异的孩子，却有严重的药物上瘾问题。哎，那些家长和老师甚至没想过孩子们怎能不眠不休地学习，读五门大学先修课，还在其他科目中获得优秀成绩。他们甚至要靠药物才能撑下去。”
伊冯还跟我讲到两个精神失常、神情恍惚的孩子。当她向孩子们的母亲通报情况时，两个母亲都说：“那是因为他们太无聊了，只要多补些课就会好起来的。”我想起那个“公文教育”的笑话——孩子无法管理愤怒情绪？送去公文教育补习班。怀孕了？送去公文教育补习班。患有埃博拉？送去公文教育补习班……我们总是讲这个笑话，因为它是现实的写照。
真相令人震惊，儿童受虐现象普遍存在。我和伊冯你一言我一语，越聊越激动，“这是代际创伤，对吗？”“正是！你居然也知道！”
几周后，我采访了圣何塞州立大学社会学和跨学科社会科学教授杜贤德。他也认为我归咎错了对象，不过不是因为我养尊处优。首先，他提出“遗忘”并不是一种文化，而更像是断绝关系。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毕竟，为了活下去，我不也忘了自己童年的性格特征吗？杜教授的话令我跳出文化迷思，意识到这并不是某个特定族群才会有的问题。最伟大一代的美国人也不愿意提起他们在诺曼底登陆的遭遇。我有一些牙买加、墨西哥和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朋友，他们的父母也倾向于将隐藏家族秘密作为生存的方式。
杜教授还鼓励我不要片面地指责亚洲文化。我们之所以一直保守那些秘密，跟美国文化也很有关系。
“在美国，我们面临种种压力。融入社会、出人头地而不暴露这个社会的阴暗面，”杜教授这样对我说，“成为心怀感恩的移民，因为美国给了我们成功的机会。揭露我们所承受的创伤和面对的困难是忘恩负义的表现。因此，只突出成功，顺着模范人物的说法行事似乎更简单。”
美国被称为大熔炉不无道理。我们总是系统化地受到鼓励，遗忘自己的出身，融入社会。在皮埃蒙特山中学，在我的白人英语老师下发的书单上，只有一本亚裔美国人写的书——《喜福会》。当然，我们还读了《大地》，虽然那出自白人女作家之手，讲的却是一个华人家庭的故事。书中充斥着白人对华人的成见，我看了相当恼火。不过，正如保罗·吉尔罗伊所说：“苦难史不应专属于受害者。若是如此，关于创伤的记忆就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被遗忘，最后逐渐消失。”
阮清越在其著作《一切未曾逝去：越南与战争记忆》中写道，加州的圣何塞和橙县的移民群体就是在资本主义的承诺下有意遗忘过去的典型例子：“少数族群积累的财富越多、置业越广泛，就越有社会地位、越受人尊重，其他美国人越正面地看待他们。归属感将替代思乡之情，并弥补忘却。”
在旧金山的唐人街就能找到活生生的例证。在十九世纪晚期，加利福尼亚的华人移民不得不与当地强烈的反华情绪抗争。1871年，在洛杉矶，有十八位华人移民被谋杀或用私刑处死。1877年，在“反苦力会”暴乱过程中，旧金山的唐人街惨遭火烧和洗劫，四位华人被杀害。1906年的地震令他们经历了最后一击：旧金山消防局将大量资源调配到富人区，并为了防止大火蔓延，用炸药摧毁了唐人街。该区重建过程中，当地商人陆润卿聘请了苏格兰建筑师T. 派特森·罗斯操刀设计。罗斯从未去过中国，只得从几百年前的中国老照片和古老的图案中寻找灵感。于是，花哨的餐馆出现了，餐馆里放满了精美的柚木家具和象牙雕刻品。这都是为了缔造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东方迪士尼乐园”以吸引游客，并提升美国华人的形象。它大获成功，包括亨弗莱·鲍嘉、劳伦·白考尔和平·克劳斯贝在内的好莱坞明星都经常去唐人街的餐馆和夜总会。在人们眼中，华人从抢美国人饭碗的苦力变成了令他们迷恋的、充满魅惑的、神秘的外国人。
不过，我们为这种安全感付出了代价，美国华人的自我身份在此过程中受到了这种恋物情结的影响。旧金山的唐人街就是我儿时对中国的印象。二十岁出头时，我才惊讶地发现不是所有中国建筑都有绿瓦铺就的屋顶和雕梁画栋。我觉得自己被欺骗了，仿佛有人耍了花招，让我遗忘自己。
2013年，埃默里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实验，将雄性老鼠放在有樱花香的环境中，对其进行电击。老鼠从此将樱花香和遭受电击联系在一起，并最终学会识别较低浓度的樱花香。为了适应环境，更好地识别这种“有危险性的”味道，它们脑中的嗅觉感受器变得更发达了。研究人员还发现老鼠的精子也产生了变化。
这些老鼠有了后代，研究人员又将其后代放在有樱花香的环境中。虽然它们从来没闻过樱花香，也未受过电击，但依然瑟瑟发抖，惊跳着一溜烟跑回了笼子。这些年幼的老鼠继承了父辈的创伤。
2011年，苏黎世大学大脑研究所进行了另一项实验，将幼鼠与母鼠分离并置于充满压力的环境中。显然，被抛弃的幼鼠出现了焦虑和抑郁症状。然而，让人惊讶的是，这一分离还会影响这些幼鼠的后辈：科学家并未令其儿孙们与父母分离，而是让它们过上惬意的家庭生活，但之后的三代老鼠都有焦虑和抑郁症状。
这些确凿的科学证据表明，我们经历的创伤会遗传给后辈。DNA这一基因密码决定我们鼻子的形状、眼睛的颜色，以及患上某种病的可能性。在我们一代又一代繁衍的过程中，这些密码作为蓝图被一次又一次“解读”。然而，并不是所有细胞都能看到整幅蓝图——那一整串长长的DNA。每个细胞中既有基因组，又有表观基因组——包裹在基因组之外的一层化学物质。表观基因组提示细胞需要解读哪些基因组，决定最终得以呈现的基因。有些基因被开启，有些被关闭。基因组和表观基因组都会代代相传。当我们谈论DNA时，会联想到诸如鼻子的形状、眼睛的颜色等，但这些只占所有DNA的2%左右。另有98%是所谓的非编码DNA，它们操控着我们的情绪、个性和本能反应。非编码DNA上的表观基因组对压力和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当一个人长期遭受巨大的压力（并非一场车祸或一次严重的流感这么简单）时，为了适应环境，表观基因组会产生改变。比如，那些老鼠在经历电击的创伤后就会开启对樱花香有所反应的基因。创伤还能关闭调节情绪的基因，甚至是开启惧怕的基因。
2015年，西奈山伊坎医学院创伤压力研究部总监瑞秋·耶胡达针对负责调节压力功能的FKBP5基因，展开了一项调查研究。研究显示，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及其后代在FKBP5基因的同一部分呈现出同样的表观基因组特征。耶胡达还参照了生活在欧洲以外地区、幸免于大屠杀暴行的犹太人，他们的表观基因组并未产生改变。显然，大屠杀留下的创伤直接导致幸存者FKBP5基因上DNA甲基化的出现。
麦吉尔大学的迈克尔·米尼也进行了一项研究，探索DNA甲基化是否可以逆转，结果更令人惊讶。他选取了一群很少被母鼠舔舐的幼鼠，母鼠的心不在焉和疏于职守令这些幼鼠在焦虑中成长。米尼向这些幼鼠的大脑注射了一种药剂，以改变表观基因组特征。他成功了，这些幼鼠不再焦虑，它们对压力的反应完全正常化。
不幸的是，人类无法靠向大脑注射药剂解决问题。即使有这样一种药剂，那是不是要考虑使用的后果呢？抹杀经历千秋万代留下来的基因组特征，就像恢复一台电脑的出厂设置。但我的出厂设置是什么？我原本应是怎样一个人？
人类大脑每次因适应环境而做出改变，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其中的一些调整适得其反，例如过于激进的压力反应会带来致命的危险。
瑞典小城奥佛卡利克斯拥有全世界最全面、历史最悠久的出生死亡记录和作物生长情况记录，涵盖数据极为丰富。在分析这些数据的过程中，科学家发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关联。奥佛卡利克斯经历过作物丰收和歉收的年份，在一些特别糟糕的年份，家家户户不得不忍饥挨饿。然而，科学家发现，如果九至十二岁的孩子经历过饥荒，其孙辈平均寿命会延长三十年，后代得糖尿病和心脏病的概率也显著降低。如果九至十二岁的孩子营养充分，其后代心脏病发生的概率将增加三倍，其平均寿命也会缩短。饥荒的创伤改变了后辈的基因，令他们有更强的适应能力，更健康，也更善于生存。
天知道无数次挨打令我的表观基因组遭到了何等残暴的甲基化，但很显然，我的今时今日并不只是残酷的成长环境造成的。我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承载着祖祖辈辈的创伤、死亡、出生、迁移……以及我尚未了解的家族史。这些年来，唯有姑姑只言片语透露了一些信息。
家人试图抹杀的历史已经在我身上留下烙印，有职业道德、惧怕蟑螂、憎恨灰尘……这些特质并非机缘巧合地出现在我身上，而是前人留下的馈赠，自有其必要性。
我想要描绘出留在身体里的记忆，在必要时好好利用这些馈赠，在适得其反时将其放下。

2024-10-20 13:47:56 回应

有那么几年，我总是梦见父亲病危的样子。在梦中，我深深地忏悔，为自己做得不够、没有在他离世前帮他解决所有问题而内疚。梦中的葬礼上，我扑到他的棺材上羞愧地抽泣。然而，醒来之后我总是很迷惑，与梦中的那些情绪完全脱节，无法判断哪种感情是真实的——是潜意识中的悲伤，还是清醒时的冷漠。
无论如何，我希望学会原谅。用姑姑的话说，我要“向好”才行。我总是如期赴约，一心想着吃下父亲埋单的那一盘盘蒸鱼、炸鱿鱼和豆芽就能宽恕他，攥紧的拳头隐藏在台面之下。
有一次，我俩很久不见后在一起吃晚饭。一段尴尬的沉默后，他结结巴巴地坦白道：“对不起，我毁了你的人生。”
这是他说出的最接近道歉的话。那晚，他穿着一件非常宽松的Polo衫，看起来如此卑微。他的内心一直很脆弱，但那一刻，所有脆弱都写在了他脸上。
“你很幸运，”我说，“我一切都好。”
不过，他定是依然觉得必须对我有所弥补。过了几个月他又问我：“我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跟你更亲近呢？”
“我不知道。”我说。
“写下来，”他说，“你要我做什么，给我一张清单，我会去做。”
但我始终拿不出那张清单。我不知道要写下些什么，不知道如何才能解开我们之间的结。过去发生的事真的可以被弥补吗？你记得我的生日吗？我崩溃时你在吗？来看望过我吗？哪怕是一次圣诞节，或者其他小节日，你来陪过我吗？你给我打过电话、发过短信，问过我是否一切都好吗？你愿意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不是打太极拳，反过来说我揪着过去不放吗？你愿意承认过去的一切让我很受伤吗？
我憎恨这件事。为什么总要我承担所有的职责？父亲对他的两个继子疼爱有加，几乎是全职照顾他们，每天给他们做饭，送他们上学，观看他们的体育比赛。有一次，我和父亲回马来西亚探亲，无意中听到他跟两个继子打电话。他说话的时候非常温柔，还说很爱他们、想念他们，完全不是我从小认识的那个样子。他并没有像打电话给我时那样啰啰唆唆只讲自己的事情，而是关心地问他们的学习成绩、高尔夫球比赛的得分，以及午饭吃了什么。他真的很爱他们，我亲眼见证了他的真情流露。如果你真的爱某个人，就不需要清单。你的爱将万分诚恳并且源源不断，慷慨得毫无保留。然而，父亲对我的爱总有附加条件。这次的条件如下：为了让我爱你，你得给我一张清单。为什么我得教父亲如何爱我？
另外，羞于启齿的是，我有些害怕。我怕即使写下清单，他也一一照做，用尽时间、金钱和精力来弥补一切，可我依然心存芥蒂，无法爱他、原谅他。那样的话，真正的浑蛋就不再是他，而是我了。
自我养育的练习教会我慢慢重新建立健康的自我对话，但值得一提的是，我有很多朋友都受益于“再养育”，但几乎所有人都告诉我，这种做法令人筋疲力尽。“再养育”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要求注意力高度集中且心态平稳，需要身心投入，放弃以往神经系统的惯用路途，另辟蹊径。即使成果喜人，也难免令人悲从中来，因为善待自己往往让你回想起自己应得却未得的关爱。
创伤并不只来源于挨打、无人照管或羞辱，那只是一个层面。创伤还是一种哀悼，哀悼你本应拥有的幸福童年——有在你膝盖摔破时过来抱你亲你的妈妈，有带着一大束鲜花来参加你毕业典礼的爸爸。你身边的其他孩子都有这种童年。创伤是为成年的你不得不自我养育而感到悲哀。你站在厨房里，饥肠辘辘，看着烤焦的鸡都快要哭了，却无法打电话给妈妈，向她诉苦，听她说没关系，你可以去她那儿蹭她做好的饭菜。你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解开人生痛苦的谜团。你还有什么选择呢？没人会帮你。
那种失去的悲伤与清算的悲伤不同。清算的悲伤发自肺腑，带着愤怒甚至还有一丝暴力倾向，似乎可以用报复或正义治愈。失去的悲伤更像渴求，仿佛是空洞的、无法满足的饥饿。
我总是告诉自己，我不需要父母。如今我开始意识到那种渴求并非孩子气——它是人类普遍的原始需求：我们都想受到照顾。我冥想时脑海中出现的那个穿着宽松柔软衣服的女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父母，但她却搂着我，轻声说：“我要爱护你。”
我靠过去，接受她的爱。

2024-10-20 14:25:15 回应

我们的社会存在着一个充满性别歧视的偏见——创伤后应激障碍是男性病，这些勇士之所以得这种病，是因为他们在海外某些危险丛生的荒漠或丛林中战斗过，大脑受到了损伤。
然而，实际数据却显示，女性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概率比男性高出一倍有余。在人生不同阶段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女性为10%，而男性则为4%。即使在“#Me too”运动席卷全球、公众提高了对女性创伤的认识后，对于这种创伤的治疗依然相当敷衍。接受治疗？那只是女性出过风头后，闲来无事偶然萌生的想法而已。
朱迪思·赫尔曼在《创伤与复原》中说，虽然女性对现代精神分析的发展起的作用至关重要，但她们的痛苦总被忽视。安娜·O是精神分析先驱约瑟夫·布洛伊尔的病人，是史上第一个接受谈话疗法的人。通过她的案例，精神分析师们发现创伤可以导致精神疾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第一位提出女性歇斯底里或许是由童年性侵引发的心理学家，然而他工作的那个豪华的维也纳社区里也充斥着性侵问题。意识到这一点后，他打消了这一假想。
安德里亚诺在其神经成像研究中发现，女性的情绪在黄体期（排卵之后，经期的下半段）更易被激发，情感和记忆之间的关联更为紧密。他的这项发现比将一切归结为经前综合征要精准多了。这种关联性意味着，如果女性不幸在黄体期遭受虐待，受虐经历将在记忆中留下更深的烙印，也能更大程度地改变大脑回路。这时的虐待行为更容易引发负面记忆偏向，即个体更易回想起负面记忆而非正面记忆。这一发现的重点在于，如果女性在经期的特定时点经历创伤的话，就更易引发创伤后应激障碍。
“但杏仁核也负责内分泌和应激反应的调节。”安德里亚诺解释道，“所以它不仅会导致行为和记忆的改变，还会影响你身体内的激素如何应激。应激激素系统和性激素系统之间的关联非常紧密，只要其中之一受到影响，另一个系统也会被影响。一旦性激素被扰乱，应激激素也会发生相应混乱，从而进一步扰乱性激素，形成恶性循环。”
我终于弄懂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反馈回路，这就对了。”
这相当有道理。女性在经期某个阶段更易受创伤的影响，创伤令女性更易产生不健康的性激素变化。有事实为证：经历创伤的孩子青春期来得更早，童年受虐的女性患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可能性比一般女性高出80%，还更有可能出现经前期焦虑障碍，甚至患上子宫肌瘤。这些或许会影响生育能力，还会增加产后抑郁和更年期抑郁的风险。
“能否问一下，它如何对你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呢？”
“我时时刻刻都会发现自己的各种糟糕行为。比如我喜欢把人分为‘安全’和‘不安全’两类，不喜欢某人时，就会把他归为不安全类，无法与其相处。当有人感到不安时，我也做不到袖手旁观，总是想去帮他解决问题。还有人说，我喜欢把事情扯到自己身上，思想负面，总是喋喋不休地抱怨生活。我总觉得自己身处危机，因为我不善于平复自己的情绪。”
听我说话时汉姆医生一直在点头——他对这种情况并不陌生。“这些症状相当常见，可以说很典型。然而，我不想这么说，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否会……”
“没错！正因如此，我才拿这个病毫无办法。我读了那么多书，都说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难以相处。这几乎将我置于死地，仿佛我是人类中的某种残次品。在确诊前，我也知道自己有缺陷，却并不觉得无可救药。”
这就是汉姆医生的治疗思路：从根本上来说，复杂性创伤是人际关系创伤。换言之，这种创伤是由与他人之间的糟糕关系造成的，这些人原本应该给予你关爱、让你产生信赖感，结果却伤害了你。这就让经历复杂性创伤的人未来更难以与他人建立关系，因为脑回路被改变，总觉得他人不可信赖。汉姆医生认为，要想从人际关系创伤中走出来，唯一的方法是不断操练人际关系之舞，而不只是阅读自助书籍或独自冥想。一定要走出去，练习如何与他人维持关系，重塑遭到破坏的信念——这个世界可以是美好安全的。
“人际关系就像体育运动，最重要的是肌肉记忆，是动作的操练。仅仅读有关网球的书是打不好网球的。人际关系中会有很多决斗，人与人之间的决斗！”汉姆医生认为自己的办公室是一个适合操练决斗的地方，可以学习如何聆听、说话、提出要求。
我们之间的共享文本升华了人际关系像体育运动这一比喻。汉姆医生喜欢打壁球，且相当争强好胜。其他人最多只会花几个小时苦练，他会在壁球房角落放一架小型相机进行记录，并在事后回放录像，研究自己犯的错误，调整自己的竞技状态，快速实现进步。重新梳理我们的谈话内容，就是利用了同样的技巧。
“它有时是祸因，有时是福祉。”匹兹堡大学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学家格雷格·西格尔这样说。他研究了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脑部，并告诉我，我的怀疑是对的——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在多个层面都可以被视为一种财富。“我称其为‘超能力’。”他告诉我，“所谓的精神机能障碍往往是技能和才能的误入歧途。”
我读到的资料都声称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前额皮质产生了萎缩，在经历多次刺激后，大脑的逻辑中枢停止运作，让人变得不理智，也无法处理复杂的思绪。然而，西格尔告诉我，他发现这一研究存在问题，其实许多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经历正相反，在面临巨大的压力和创伤时，他们的前额皮质居然异常活跃。
在正常情况下，一旦出现威胁，你的身体就会立即做出反应，心脏将大量血液输送到身体各处，脖子上的汗毛会竖起来。这是为了让血液直达双腿，利于你迅速逃跑。另外，心跳会加速，让你意识到自己被吓坏了。这令你更加焦虑，心脏跳得更快。然而，西格尔告诉我：“据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具备一项应对极端紧急状况的本领——前额皮质会高度活跃，终止我们通过进化得来的惊慌反应。因此，身体不会被惊慌影响。”
换言之，在极端压力下，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非常善于人格分离。我们的心脏不会跳得那么厉害，大脑切断与身体的联系，不会在焦虑时产生增加焦虑的反馈回路。相反，我们的前额皮质只是闪烁个不停——整个人变得高度理性，精神高度集中，且非常镇静。西格尔这样解释：“如果你无法逃跑，那就必须得高度机智，想别的办法，把所有资源都调配起来，好逃过这一劫。”
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可能会对家里的一只蟑螂或某人脸上的微愠产生扭曲的过激反应。然而，当真正的危险来临，比如有人手持大刀怒气冲冲地向你冲过来准备大开杀戒时，我们会在其他人都畏缩的时候直接面对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才是最后完成任务的人。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世界在崩塌，而我却能冷静地分析现状。
西格尔将这种现象——你产生的情绪并不总与处境相匹配的分离状态——称为情感反应迟钝及倒错综合征（BADASS, badass在英文中还有“狠角色”的意思）。
“我总想象着，有个小女孩在经历虐待后备受伤害，甚至丧失自尊，而医师则说，‘哦，或许你只是有点BADASS’。那就是我的用意。”他说。

2024-10-20 14:46:19 2人推荐 2人喜欢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