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夕felicity对《阅读浪漫小说》的笔记(10)

围绕着“艺术与社会”的这个轴心，这里收入了西方，特别是英语学界的相关作品，其中又主要是艺术社会学的名作，间或也包含少许艺术人类学、艺术经济学、艺术史乃至民族音乐学方面的名作，不过即使是后边这些，也不会脱离“社会”这根主轴。应当特别注意的是，不同于以往那些概论或理论，这些学术著作的基本特点在于，尽管也脱离不了宏观架构或历史脉络，但它们作为经典案例的主要魅力所在，却是一些让我们会心而笑的细节，以及让我们恍如亲临的现场感。具体说来，它们要么就别出心裁地选取了一个角度，去披露某个过去未曾意识到的、我们自身同“艺术”的特定关系；要么就利用了民族志的书写手法，去讲述某类“艺术”在某种生活习性中的特定作用；要么就采取还原历史语境的方法，去重新建构某一位艺术“天才”的成长历程；要么就对于艺术家的“群体”进行考察，以寻找作为一种合作关系的共同规则；要么就去分析“国家”与艺术间的特定关系，并将此视作解释艺术特征的方便门径；要么就去分析艺术家与赞助人或代理人间的特定关系，并由此解析艺术因素与经济因素的复杂缠绕；要么就把焦点对准高雅或先锋艺术，却又把这种艺术带入了“人间烟火”之中；要么就把焦点对准日常生活与通俗艺术，却又从中看出了不为人知的严肃意义；要么就去专心研究边缘战斗的阅读或演唱，暗中把艺术当作一种抗议或反叛的运动；要么就去专门研究掌管的机构或认可的机制，从而把赏心悦目的艺术当成了建构社会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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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浪漫小说》中，拉德威分别将两个章节命名为“理想的浪漫小说”和“失败的浪漫小说”。她考察了那些被“史密斯顿”的读者评价为“理想的”浪漫小说的结构惯例，之后采取非同寻常的研究手法——运用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feminist psychoanalytic criticism），从理论上阐明了浪漫小说的功用，即让那些在履行为人母亲和妻子之职时承受“制度性情感支持（institutionalized emotional support）缺失”（96页[1]）的读者从浪漫小说的男主人公那里体验到“感情得到濡养的感觉”（97页）。虽然这些男主人公在与女主人公接触的初期，常常会粗暴对待她，但他在叙事过程中会慢慢地被改造，最终成为一个象征性扮演了对女主人公呵护备至的前俄狄浦斯期的母亲角色；而通过与女主人公的认同，读者也获得了同样的关爱。“失败的”浪漫小说一如章节标题所指——“太过切近父权制的问题”，因为在失败的浪漫小说中，残酷对待女主人公的男主人公未能“有效地消除”他在读者心中激起的“怨怒和恐惧情绪”（158页）。虽然拉德威指出，“史密斯顿”的女性认为这些失败的浪漫小说“恶心”（158页），并贬斥它们是应被丢进“垃圾场”（160页）的作品，但1970年代后期的销售数据并不支持“史密斯顿”女性的厌恶情绪。比如，罗斯玛丽·罗杰斯那些“失败的”浪漫小说虽然尤为“史密斯顿”的女性所厌弃，但它们的销量比最受这些女性推崇的理想浪漫小说，如凯瑟琳·伍德威斯的《火与花》多了数十万册。 早期的销售数据与拉德威记录的“史密斯顿”读者对于最好和最糟浪漫小说的区分之间存在分歧，而这种分歧在无意之中捕捉到了1980年代中期读者的口味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所发生的变化，即从轰动型历史小说转向了感官型历史类浪漫小说（sensual historical romances）。后一种小说也包含轰动型历史小说中直白的性暴力描写，但它是被用来对强制性性别文化建构所固有的情感和心理破坏展开更加细致的探索。这一变化显著地改变了浪漫叙事呈现给读者的情感戏份。在1970年代畅销的轰动型历史浪漫小说，也即那些为“史密斯顿”的女性所阅读且进入了拉德威的探究和理论阐释视野的作品中，犯下强暴行径的男主人公在开篇时便对女主人公行使了他在父权制度中的支配特权；但随着叙事的铺展，他慢慢地被改造为对女主人公（同时也是读者）呵护备至的前俄狄浦斯期的母亲形象。而在198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初期的感官型历史类浪漫小说中，以1986年出版处女作的劳拉·金塞尔（Laura Kinsale）的小说为代表，深受伤害的并非女主人公而是男主人公，他们成了社会性别期待尤其是男性气质的受害人。这种新型的男主人公在小说开始时就已经身心俱伤，而且通常都是真的受了伤，甚至于肢体残缺。在这类浪漫叙事中，令人牵肠挂肚的儿女情长就是他努力接受女主人公的爱以及他对她的爱，并由此获得疗愈。于是，在女主人公获得男主人公的细心呵护之时，读者不一定就得与她产生认同感。相反，通过更多地接触和聚焦于男主人公的叙事视角，读者开始间接支持这种叙事，因为它要求和强迫男主人公必须表白他对女主人公的爱恋和信赖——一种完全不同的获取权力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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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第一章的理论观点是一次学术争论的产物，因此它也是机构性以及政治化的产物。它始于我在1977年被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美国文明学院雇用之时。该学院因其对早前的一个美国研究正统理论发起挑战而闻名于美国的美国研究学界。这个正统理论形成于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是在回应称霸美国英文系的新批评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理论之一。冷战时期对于形式主义的过度热衷引起了学界的不安，并似乎因此催生了须再次考虑何为“美国人”的迫切需要。于是，一批美国文学院的学生便重申了如下宏图的合理性，即将经典的美国文学与孕育了它们的历史语境重新联系起来。大批的文学研究者和思想史学家由此结成了联盟，并促使了美国研究项目和院系的创建。不管它们与更为传统的英文系存在怎样的差别，这类项目与院系至少仍相信，在这个国家“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中，仍能找到关于美国过去的最可靠和最复杂的记录。[12] 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美国文明学院反对这类主张，并开始条分缕析地批判如下臆断：这些基于其自身美学境界（aesthetic achievement）而选择的作品一定能代表大多数的群体，即便这一群体很可能从来就没读过这些著作。未来将成为我同事的那些人（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都不是文学批评家）认为，由于是在一个被社会科学所框定、证据的效力（evidentiary validity）和数据的代表性必然因此存疑的结构内创作，“精英”文学或许反映了美国特定群体所持有的信念。但是基于它得出的论断不能随随便便地推延至完全不同的阶层或种族群体身上。他们指出，要想对更加“普通的”（ordinary）美国人做出准确的阐述，因大众而出现并为其所消费的通俗文学才应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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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受聘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大多数的毕业作品都在关注某一类的通俗文学。这些作品都是在卢塞尔·奈的指导下完成的。他是美国首批真正研究美国通俗文化的学者之一。[14]虽然奈本人毕业于历史系，但他供职于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英文系。因此，在他的指导下，该校的美国研究项目凸显了通俗文化研究的必要性，虽然在理论上它仍比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更保守。该校教授的分析方法仍主要为形式分析（formal analysis）和训诂（textual exegesis）。因此，我是以通俗文化研究的毕业生，同时也是文学批评家的身份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阅读浪漫小说》对于探讨对象的选择便显露了我的这一背景。 到我进入该学院时，我的同事已经开始摒弃用统计学的模式研究社会和行为，转而构建了一套运用人种志研究方法的复杂基础理论（rationale），力图以此来探讨美国的文化。在吸收了人类学而非社会学的知识后，他们认为文化研究必须将空间和时间的特性纳入考虑范畴。于是他们摒弃了被雷蒙·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15]和其他学者称为“文学——道德”（literary-moral）的文化定义，界定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定义，即它是历史上和当下暂时存在于此地之人的所有生活方式的总和。[16]该学院规定的研究生研讨班须对特殊社群进行同步且深入的人种志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也受启于理查德·霍加特、威廉斯、E. P. 汤普森[17]、霍尔和其他学者的讨论，开始转向人种志方法论，从而研究亚文化或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必然存在的“竞争、张力和冲突”。[18]由于后者是脱胎于英国发展完备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就连伯明翰中心最早期的论著都是在探讨如下关系的性质：行为和文化意义的人种志研究与决定结构（structures of determination）的意识形态分析之间的关系。[19]虽然美国研究转向人种志方向是出于对一个复杂社会中亚群体（subgroup）之间关系（若非争斗的话）的关注，以及感兴趣于行为和“信念系统”（belief systems）之间的关系，但美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相对较弱，因此，绝大多数的早期作品并未直接进行意识形态的讨论，也没有探究在哪一个地区某种特定文化产物意图支配另一种。 不管怎样，当我开始在文学批评的层面上研究读者发展（reader developing）的理论工作，与此同时深入文学文本的符号学概念时，人种志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了我无法忽视的东西。在参加了深受戴尔·海姆斯、欧文·戈夫曼、芭芭拉·赫恩斯坦·史密斯以及其他学者影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符号学研讨会（Penn Semiotics Seminar），并和与会人员进行了一番讨论后，我就着手进行本书的研究工作。[20]于是，就在我试图回应同僚关于文学文本到底能够提供怎样的佐证这一问题之时，我也渐渐地接受了关于符号化过程（semiotic processes）的理论观点，即它具有社会性，并因此具有了多变的特质。如果说“话语人种志”（ethnographies of speaking）是有必要进行的研究——海姆斯本人就表示过这一看法，那么在我看来，我们就没有理由不能假设说，鉴于言语（speech）会因空间和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阅读势必也会具有同样的特性。如果这个假设成立，且研究者发现了真实的群体实际上是如何阅读特定文本的话，那么，我想我也就可以解答同事关于文学的证据性（evidentiary status）这一问题了。如果阅读会因空间和时间而有所差异，而研究者又想要使用文学重新建构文化，那么，研究者就需将特定的文本与产生和消费这类文本的群体联系在一起，并阐明参与其中的个体实际上是如何将这些文本建构为意蕴丰富的符号学结构的。因此，我个人认为，美国研究需要进行“阅读人种志”（ethnographies of reading）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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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阅读浪漫小说》是在就一系列关于文学文本的理论问题做出回应的过程中诞生的。因此，它的初衷就是要探究是否可以对阅读进行经验主义的调研，进而对文学作品及其消费的历史和文化含义做出“准确”的阐述。我之所以决定摒弃诸如潜藏（inscribed）[21]、理想（ideal）或典型（model）读者这些概念，转而研究历史中的真实主体（actual subjects），主要是由于我那些受过社会科学传统和文化理论训练的同事抛给我的难题。《阅读浪漫小说》中由此而来的经验主义在本书的如下观点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文化研究中，以经验主义为基石的阅读人种志应当取代所有的直觉型阐释（intuitively conducted interpretation），因为这种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可让我们更加准确地描述一本书对于一个特定受众群的意义。这个观点与我当时在美国研究学界的处境密切相关。那时学界依旧在讨论着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即在文化研究中“科学的”方法要比“文艺的”方法相对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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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本书最终并未能按照它的初衷发展下去。这是因为，“人种志研究”的能动性（activity）实际上催生了许多出人意料的结果。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让我认识到：即便我是使用人种志的方法描述“原述者”（native）的见解，它也必然是一种诠释（interpretation），或化用克利福德·格尔茨[23]的话说，我是在用自己的方式阐述（construction）我的受访者在阅读浪漫小说过程中所进行的解读（construction）。对于那些熟谙人类学研究方法，或参与了现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人种志项目的人来说，这一点当然算不上新颖的看法，但我确实是在尝试撰写这部人种志著作的过程中才发现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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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试图开诚布公地宣布我的女权主义立场，并坦承它影响了我对于受访主体自我认知（self-understanding）的评价或反应。但我现在认为，我最初对于社会科学的经验论主张过于执着，这让我无法全面地认识到如下事实，这即是说，即便我只是对受访者的自我认知进行不加修饰的描述，我个人的概念性观念（conceptual construct）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就算不会再创造了它，也仍会对它产生润饰的效用（mediated）。[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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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现在我想要更加坚定地强调安吉拉·麦克罗比的主张——“呈现即是阐释”（representations are interpretations）。[25]她指出，呈现之物绝不可能是部分客观现实（objective reality）的纯粹镜像，存在（exist）总是经过“一系列甄选机制——比如强调、编辑、裁减、转录和变化等”处理后的结果。假如我是现在写《阅读浪漫小说》，我将会更加泾渭分明地区分受访者实际上所做的评论以及我对于她们的看法。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会更加细致入微地描写访谈本身，并从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评论，从而更进一步地探究受访的史密斯顿女性和我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发展出来的关系的性质。就此而言，我也不会再据理力争地声称，阅读人种志应当取代文本阐释，并坚信前者更能胜任揭示客观文化现实的重任。相反，我会说，在一个对个体社会行为拥有强大决定作用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要想不偏不倚地探究历史主体理解和尽力掌控他们自身行为的方式，那么，阅读人种志的研究方法就可发挥大有裨益的效用，成为多焦点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现在也想强调的一点是，任何学者关于社会形态是一个决定性情境（determining context）的观点也都是一种阐释，其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立场和一个特殊历史语境下的产物。就我的情况来说，声称文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决定的阐释性假设与我个人的处境密切相关：一是我不断发展的女权主义思想；二是我对于当时正蓬勃发展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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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些女性读者将阅读浪漫小说这一行为视为一种“独立宣言”，这让我意识到，她们的媒体使用（media use）所具有的意义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并存在内在的自相矛盾性。理解这其中的复杂性可让我们条分缕析地区分以下二者：阅读活动（event）的重要性和由此建构而成的文本意义。虽然我当时并未如此详尽地阐述这一点，但是，关于阅读活动的这一看法将我引向一系列的问题：“一个特定的文本被如何使用，它在一个特定的时刻、一个特定的制度化空间内涉及特定的受众时，发挥着怎样的功能。”[34]于是，这本书渐渐地不只是在探讨作为文本被阐释的浪漫小说，更是在研究作为一种行为形式的浪漫小说阅读活动。这种阅读活动在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体（那些首先将自己视为妻子和母亲的女性）那日复一日的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复杂的干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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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浪漫小说》与桃乐茜·霍布森的《十字路口》、大卫·莫利和夏洛特·布朗斯顿讨论《全国》节目的著作以及安吉拉·麦克罗比关于工人阶层的女孩的论著存在着显著的相似性。虽然本书阐述中心论题时遣用的语言与他们著作中的或其著作中特别援引的参考书目中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但是《阅读浪漫小说》和他们一样，都重点关注受众在与媒体信息的互动中所彰显的自由度这一问题，也同样感兴趣于这类文化形式是以何种方式植入其使用者的社会生活之中。本书的理论立场与桃乐茜·霍布森的如下结论非常接近，即“这本著作中没有普世适用的内在信息或意义”，以及“当读者为这个研究项目增添他们自己的阐释和理解时，它才会变得鲜活，才具有传播性”。[35]事实上，由于我从一开始就赞同斯坦利·费什的观点，即文本特征并不是阐释赖以维系的实质结构（essential structure），相反，它是产生于诠论的过程中，因此在我看来，《阅读浪漫小说》的理论立场也接近于霍布森的另一个观点：“有多少个体观众解读一个研究项目［或文本］，它就有多少种阐释。”[36]但本书要特别论证的重要一点是，不论无穷多的阅读会产生多少种理论上的阐释可能，观众和读者对于文本的解读大体上仍有一定的程式（patterns）或规律性（regularities）可循，这是因为处于特定社会位置（social location）的他们也由此获得了特定的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ies）。因此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相似的阅读习惯，主要是因为处于相似位置的读者习得了一套相似的阅读策略和阐释代码用于解读其接触到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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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浪漫小说》借助费什的“释意群体”这一概念来理论化这其中的规律性，之后再试图确定作为一个释意群体的史密斯顿女性对于浪漫小说的解读是否在某些方面不同于受过专业训练的文学学者。但是，费什提出释意群体这一概念只是针对学术界中各成体系的文学批评模式，更确切地说，即是由弗洛伊德派、荣格派、神话派和马克思主义派衍生的批评理论，因此，这个概念的理论并不完备，没法用于阐述社会群体的复杂性，或解释他们到底是如何、何时以及为何会成为释意群体。换言之，在《阅读浪漫小说》中，关于“群体”的理论本身多少有点理据不足，因为它未能准确地详述浪漫小说阅读群体的成员资格是由哪些条件构成的。因此之故，它无法绝对公正地探讨社会位置与复杂的阐释过程这二者间的关系性质。究而言之，它无力解释社会决定因素是如何让史密斯顿的浪漫小说阅读活动更加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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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这种探究方式存在怎样的不足，对于我的研究而言，决定因素和规律性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考察的群体相对而言仍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这些女性不仅对我提出的关于浪漫小说的问题给予了类似的回答，她们还时常主动地提及阅读浪漫小说与她们为人妻母所处的日常社会境况之间的关系。因此，我借助于女权主义理论的解释性学说（explanatory constructs），尤其是“父权制婚姻”这一概念，从理论上对她们程式化的回答和相似社会位置的关联进行了阐释。除了使用这类概念解释她们进行阅读时所处的社会处境，并且运用它理解这类阅读活动在那种处境中所起到的干预作用外，我也会在适当的时候将这类概念还原为一种社会形态，并借助于南希·乔德罗的心理分析理论，用它来解释导致她们所处之位置以及她们对这种位置心有不满的欲望结构（construction of desire）——正是这种欲望结构本身最终导向了重复性的浪漫小说阅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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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出了早期关于“全国”受众的论著中存在着在他看来非常重要的社会学问题后，莫利表示，如果受众研究能够摒弃简单的编码——解码模式，转而采用以类型为基础（genre-based）的阐释和交互理论，那它就会卓有成效得多。他认为，这类理论能够更加恰如其分地建构关于阅读过程的理论，即它是一个错综复杂且相互关联的系列活动，除了观念共识（ideological agreement）外，还牵涉到息息相关/毫不相干（relevance/irrelevance）和入理切情/不知所云（comprehension/incomprehension）的问题。在以文类为基础的理论中，文类被看作是为意义申衍（既可通过写作，也可从阅读中得以实现）设定一整套的规则。因此，这样的理论或许可解释特定种类的文本尤其吸引某个特定群体（其他群体则兴趣缺缺）的原因，因为它会让人思考一套既定的文类规则是如何以及在何处被构建、习得以及使用的问题。这种类型研究将会聚焦于话语内构成（interdiscursive formations），也就是说，探讨在特定社会构成（social formations）中习得的各种文化能力，以及这些能力在种类繁多、相互关联的类型或话语中是如何被激发和保存下来的问题。就像有人会问是什么样的社会规则（social grammars）让青春期的男孩子理解并喜欢诸如《月光光心慌慌》系列[38]的恐怖电影一样，一些人也可能会想了解，是什么样的文化能力让一些女性认为浪漫小说与她们的经历息息相关，并将它当成了获得快乐的可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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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浪漫小说》第一部分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讨论浪漫小说阅读活动发生时的社会和物质情境。因此，我一开始就调查了让浪漫小说在1970和1980年代出现井喷发展的各种社会推动力。在当时，这类小说采用了各种尤其适用于女性的行销手段，也就是说，提供邮购订阅以及在那些女性经常出入的商业销售点进行推销。[39]虽然我的研究方法与桃乐茜·霍布森钻研《十字路口》时的手法类似，即从细微处着手，但我并未像她研究这部肥皂剧时那么追根究底，去考察渗透于浪漫小说写作和编辑过程中的专业意识（professional ideologies）。不过本书也确实意识到，即使是对于读者而言，浪漫小说的创作群体也非常重要，因为史密斯顿的女性明确无误地表示，她们很清楚自己会阅读特定和个别作者的作品——她们能够详细地描述出这些作者的特殊风格记号，而非那些千篇一律、量产化的商品。虽然有出版界的干预，但是在这些女性看来，阅读浪漫小说是加入一个更大且只有女性的社群的方式之一。然而，假如让我现在来做这项研究的话，我就会比较浪漫小说的意义和重要性，因为它已经成为作家、编辑、读者甚至女权主义批评家的日常生活之一部分。这样的研究或许也可揭示出对单一文本进行文化含义或意识形态的简单解读所固有的问题。

引自章节：第三章 阅读浪漫小说的行为：逃避和教化

我想要论证的观点与此类似：通过参与一个在某些方面并不切实际（她们愿意承认这一点）的幻想，史密斯顿的女性允许自己享受这种难得的自我放zong。与此同时，她们也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机会，以体验平常总是由她们给予他人的那种照顾和关注。虽然这种体验是替代性的，但它所引发出来的愉悦是真实可感的。这似乎会给予她们以支撑，哪怕只是暂时的，因为她们相信阅读有助于让她们成为更加快乐的人，并赋予她们以新的希望和更大的能量，从而使她们能够履行对于其他人的职责。接下来，我们就得考虑如下问题，即浪漫小说是否真的能够让女性对自己的角色产生更强烈的满足感，由此转移或再次遏制她们发自其内心的一种冲动——表达她们对于自己在家庭中传统地位的不满。但是，只有在评估了所有的阅读体验（这项任务将在第四、第五和第六章进行）后才能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现在还是回到早前提出的那个问题上，即阅读浪漫小说的行为为何会让男性感受到威胁。不过我要先考量男性表达了怨愤后，女性随之启动的自我辩护程序，之后再分析这整个解释——自责——辩护过程（explanation-guilt-justification process）所具有的更宽泛的重要性。

引自章节：第三章 阅读浪漫小说的行为：逃避和教化

桃特在之后的一次聊天中曾说道，相当出人意料的是，让女性开窍却通常都是那些糟糕的浪漫小说。读者们应该还记得，糟糕的浪漫小说通常都有一个软弱或轻信的女主人公。桃特解释说，在阅读了这类“关于女性让男性主宰她们生活的感伤作品”后，读者“就会想：‘她们真是傻瓜。’之后她们就会开始反思。‘我也是那样的吗？’”她补充道，自此她们就会跟自己说：“嘿，等一等——我家那口子似乎就常常这么做。”“由于女性能够从她们的阅读中吸取教训”，于是，她们开始“表达自己的需求，有时会拒绝再像以前那样被支使得团团转”。为了证实桃特的断言，我就这个问题询问了她的顾客。结果发现，绝大多数人都赞同地说，阅读浪漫小说确实改变了女人，但只有极少数人对这一观点做出详细的阐述。

引自章节：第三章 阅读浪漫小说的行为：逃避和教化

自责的情绪似乎是源于阅读浪漫小说的三个具体层面。最让史密斯顿的读者感到困扰的是她们花在书本上的时间。她们很清楚自己倾注于这项活动上的心力原本应花在照顾孩子、打扫住宅或关心丈夫的事务上，但她们同时坚称，她们也有权像其他人一样逃避现实，以此来为自己辩护。事实上，她们所采取的合理化战略中，最有效的一种即是将阅读浪漫小说等同于其他形式的逃避，尤其是与参与和观看体育活动等而视之，因为后者是她们中绝大多数人的丈夫所热衷的活动

引自章节：第三章 阅读浪漫小说的行为：逃避和教化

事实上，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史密斯顿的读者确实为两种同时存在的渴望所困扰：她们既想要慷慨地为家人添置东西，同时也希望确认她们同样有为自己花钱的需求和权利。和我交谈过的每一个顾客都或多或少地纠结于她是否在自己身上花了太多的钱，有几个人甚至字斟句酌地询问我是否认同她们有“权利”购买能给予她们以快乐的东西。

引自章节：第三章 阅读浪漫小说的行为：逃避和教化

读者因为自己沉湎于这样一种显而易见的愉悦体验而感到不安，进而产生了负疚感，一如她们由于他人的反对而自责一样。这种负疚感是史密斯顿女性社会化的一种合乎情理的结果，毕竟她们身处一个总是将工作的地位置于休闲和玩乐之上的文化中。在她们的眼中，休闲和玩乐似乎仍带有肤浅的隐含意义。她们的内疚也可追根溯源至一种怯于自由地谈论女性情欲的文化，虽然在这种文化中，从牛仔裤到打字机在内的一切商品都公然地借助性意象来叫卖。一方面，大众媒体以象征性的手法告诉美国的女性，她们作为个体的最高价值与她们的性诱惑和肉体美感紧密相关。另一方面，她们又受到家庭及教会教导的影响，相信她们的性欲只会被另一个个体所激活，而且只为那个个体而存在。这两方面的信息事实上就导致了女性会对性需求和性欲望做出矛盾的反应。

引自章节：第三章 阅读浪漫小说的行为：逃避和教化

女性的身份被与性吸引力联系在一起，而此种文化信息所隐含的内容表明，一个女人只有在被一个男人所认可时，她的价值才能产生。于是，接受了这种自我形象的女性势必会寻求认可，以确认自己是有性吸引力的伴侣。然而，假如这样的认可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得到的话，对于它的求索要么得完全放弃，要么就得修改。也即是说，要么只能被动地等待别人给予这样的认可，要么就得向别处寻求它。这些着迷于浪漫小说的读者显然是选择了后者。她们通过不断地与一个只等着被唤醒性欲且因此发现自己是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是值得被爱和关注的女性产生认同之感，从而寻求关于自身价值的持续保证。

引自章节：第三章 阅读浪漫小说的行为：逃避和教化

在我看来，“为了受教化而阅读”这个解释很可能是针对重复消费浪漫小说而给出的一个次级理由（secondary justification），是这些女性用来让疑心重重的丈夫、朋友和访谈者相信，这些小说并不是肤浅且毫无意义的消遣，而是具有特定的内在价值，且可被转化到读者的身上。

引自章节：第三章 阅读浪漫小说的行为：逃避和教化

虽然史密斯顿的女性知道故事是不现实的，但她们仍认为，作为这些故事之背景的那个世界与她们所处的世界是并行不悖的。事实上，她们异常坚定地相信虚构世界中那自成一体的现实（autonomous reality）。因此之故，假如作品的封面未准确地刻画女主人公或男主人公，她们就会愤怒不已。根据史密斯顿读者的标准，一个好的封面应当含蓄地确证这个假想世界的有效性，并以具体的形式展现这本书的语言所标示（designated）出的世界。恰如安耐心做出的解释那样，一个好的封面得归因于那位设计师“已经读过这本书，至少在你描画书中的人物时，要给头发涂上正确的颜色”。最受喜爱的封面都会有几幅“写实的”小插图，这同样是因为这些图像会让人更加相信那个独立但真实存在的虚构世界。这些女性对这两个平行世界所怀有的信念于她们而言很重要，这一点也体现在以下的言论中：她们常常表示，希望能有更多的作者写续集，继续描述那些尤其出彩的次要角色的生活。这种手法将会让她们继续保有幻觉，觉得浪漫小说的世界和读者的世界一样真实，而书中角色的生活也像她们的生活一样持续地向前演进。由于假定了这两个世界的类同性，于是读者从虚构世界中所获得的任何东西都会被自动编码为“事实”或“信息”，并且在心理上被存档为一种可应用于日常世界的知识，以备未来有一天加以使用。

引自章节：第三章 阅读浪漫小说的行为：逃避和教化

简而言之，浪漫小说可被称为补偿性小说（compensatory fiction），因为阅读它们这一行为满足了女性的一些基本心理需求——这些需求是被文化及其社会结构诱导出来的产物，但又由于女性活动所具有的局限性，导致它们在日常生活常常无法得到满足。从史密斯顿读者的具体体验来看，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阅读浪漫小说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补偿了女性。最重要的是，通过触发读者与一个虚构的女主人公（她作为女性的身份总是通过一个理想男性给予的爱慕和情欲关注而得到确证）产生认同感，它便提供了替代性的情感呵护。当她成功地从女主人公的角度来想象自己之时，典型的浪漫小说读者就能暂时得到放松，并允许自己沉湎于因成为一个强大且重要的个体的关注焦点而产生的狂喜之中。这样的关注不只让她感受到了因情感得到呵护、心理需求获得满足而唤起的激动之感，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它强化了她的自我感知——因为在向她所认同的那个女人给予他的照顾和关注之时，男主人公也含蓄地表明，这个女人以及其所暗指的读者是值得他予以关心的。这个虚构的人物以此告诉他在叙事文本中的对应方以及读者，要认识到自己具备那些她们怀疑自己拥有的价值。

浪漫小说的第二种补偿意义在于它让女性的精神世界充满了虚拟旅行的各种细节，允许她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中，与成年人进行假想的交谈。此外，浪漫小说的创世和教化功能也为那些坚信个人成就之价值的女性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她感觉到，虽然她接受了更遭轻视的家庭主妇的角色，但她的求知之门并未就此被关上。同时，她在主流文化认可的层面上取得成功的能力也不会因此遭抹杀。虽然阅读浪漫小说普遍地被视为一种消遣活动，但由于它被编码为一种具有教化性质的活动，因此女性可以放任自己进行这种活动——它既能让她们感到心情舒畅，与此同时又会让她们为自己喝彩，因为她们潜心向学，从书中汲取了可提升其世界认知的知识。因此，阅读浪漫小说不仅对特定的情感剥夺（emotional deprivation）予以了补偿，而且还创造了一种幻象，即通过这种非正式的方式获取事实性的“知识”，达到了取得进步或改变的目的。

引自章节：第三章 阅读浪漫小说的行为：逃避和教化

这些女性既渴望通过重复消费浪漫小说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同时又想要展现自己是一个辛勤劳作的操持者；而在调停这两种对立需求的过程中，阅读浪漫小说这个行为似乎让这两套相互抵牾的价值观和谐共处。在详尽地对那些影响了史密斯顿的女性理解自身阅读行为的社会因素做进一步的阐释之前，我想在此引述桃特、乔伊和基特所进行的最后一次对话。这些对话不仅更进一步地谈及逃避及其与上瘾症存在关联这一主题，而且也让我们能够一窥因主流文化对于这类幻想的轻蔑嘲笑而引发的愤怒和不满，因为这些女性深知这类幻想是她们所需之物。

引自章节：第三章 阅读浪漫小说的行为：逃避和教化

史密斯顿的女性非常坚定地相信，阅读浪漫小说是有价值的活动，因为在故事提供愉悦感的同时，阅读活动也迫使她们学习新的词语、了解与那个令人着迷但又太过遥远的世界有关的知识。她们的愤怒是针对那些通过所谓“不偏不倚”的批评委婉地否定了她们有权暂时逃避、前往她们内心向往之幻想世界的那些人。为了消解外界基于幻想和玩乐终归是可有可无、百无一用且与成年生活格格不入这类态度而持有的否定论调，史密斯顿的读者学会了夸耀它教给她们的所有东西，以此捍卫自己的阅读活动。这种自我辩护很有策略，因为它将浪漫小说与一套价值观联系在一起，而这套价值观至少从工业化早期开始就是美国中产阶级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事实上，通过宣布浪漫小说是“写实的”，因而包含了可为孜孜不倦的读者所汲取和使用的知识，她们将自己塑造为勤勉、上进的个体。

引自章节：第三章 阅读浪漫小说的行为：逃避和教化

事实上，每一个广告的受众都被告知，画面中那个已然面目一新的消费者所呈现出来的情绪状态是能够通过购买自动获得的，它与这则广告的表面主题——除臭剂、名牌牛仔裤、金表或汽车相伴相生。但它的隐含信息更加重要，因为它的断言合理化了这样的观念：尘世生活中无可避免的失望、缺憾以及小小的挫败会使人感到“痛苦”，但商品消费是化解此种痛苦的适当且有效的方式。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广告之物所提供的幸福只是允诺了一种替代性的体验。根据它的论证形式（discursive form），它所呈现的满意、乐足和骄傲并非个体行动或与他人进行社会交流的结局，而是消费或展示特定产品这一活动本身的自然结果。幸福并非一个人通过行动为自己营造的情感状态，在广告中，它是一件可以花钱买来的东西。[221]

引自章节：第三章 阅读浪漫小说的行为：逃避和教化

在此有必要再次指出的是，总的来说，当桃特和她的顾客坚称她们有权逃避，有权像其他任何一个人那样放纵自己之时，她们是在用消费社会中的基本观念来为自己的购书行为进行辩护。事实上，她们坚称，在帮助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获得了即时满足之后，她们也应有获得这类满足的休闲活动、放纵行为和机会。但是，当她们随即极力分辩，称浪漫小说也具有陶冶情操的作用，阅读也是一种生产性劳动时，她们显然是放弃了持续消费的意识形态，转而投奔更加传统、崇尚勤勉工作、履行职责以及勤俭节约的价值观系统。根据这个系统，浪漫小说的价值在于它可让读者积累知识、增加她的价值，进而提高她自身的水平。在采用这种方式为阅读浪漫小说的行为辩护时，史密斯顿的女性在证明自己仍恪守传统价值观的同时，又在从事着一种其本身就在破坏这些价值观的行为。

引自章节：第三章 阅读浪漫小说的行为：逃避和教化我想要论证的观点与此类似：通过参与一个在某些方面并不切实际（她们愿意承认这一点）的幻想，史密斯顿的女性允许自己享受这种难得的自我放纵。与此同时，她们也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机会，以体验平常总是由她们给予他人的那种照顾和关注。虽然这种体验是替代性的，但它所引发出来的愉悦是真实可感的。这似乎会给予她们以支撑，哪怕只是暂时的，因为她们相信阅读有助于让她们成为更加快乐的人，并赋予她们以新的希望和更大的能量，从而使她们能够履行对于其他人的职责。接下来，我们就得考虑如下问题，即浪漫小说是否真的能够让女性对自己的角色产生更强烈的满足感，由此转移或再次遏制她们发自其内心的一种冲动——表达她们对于自己在家庭中传统地位的不满。但是，只有在评估了所有的阅读体验（这项任务将在第四、第五和第六章进行）后才能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现在还是回到早前提出的那个问题上，即阅读浪漫小说的行为为何会让男性感受到威胁。不过我要先考量男性表达了怨愤后，女性随之启动的自我辩护程序，之后再分析这整个解释——自责——辩护过程（explanation-guilt-justification process）所具有的更宽泛的重要性。 引自章节：第三章 阅读浪漫小说的行为：逃避和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