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夕felicity对《北欧向左，美国向右？》的笔记(9)

我逐渐意识到，这些都是美国人行为处事的一种方式，它迫使你时刻保持警惕。企业为了规避对消费者最基本权益的合理保护，简直无所不用其极。你必须学会应对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各类协议，里面充斥着复杂精妙的、用小号字体印刷的附加条款；无论你“有多少钱”或“挣多少钱”，你总会觉得不够，并为此忧心仲。终于，到我第一次向“山姆大叔”进行纳税申报的时候了···一切仍旧是老样子。我登上国税局网站，试图研究清楚自己的税务情况，但很快我就开始烦躁地拉扯自己的头发，眼前是一页接着一页的小号字体，无穷无尽的例外条款和协议漏洞。在芬兰，报税工作总是快捷又简便，但来到美国，我整个人都被国税局的指导手册所淹没。我害怕自己会犯下某些代价高昂的错误，因此只能缴械投降，请了一名会计师——这是我在家从未做过的事。
……
与之相对，当我读到有关另一类美国人的最新故事时，则会感觉浑身僵硬、动弹不得。有些人可能只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有些则纯粹因为不太走运。他们或生病、或失业、或离婚，或是在错误的节点怀上了孩子，又或是遭到飓风的侵袭。然后，他们发现自己要么付不起医药费，要么房屋被止赎，要么同时打三份工却仍因收入过低而资不抵债，要么把孩子送去了一个很烂的学校，要么因为付不起日托费用，只能请随便哪个有空的邻居照看一下自己的小孩···上述事项可能同时发生。

2024-06-14 23:22:09 回应

恰体现出，即便美国在宣扬自由方面已做出极其卓越的贡献，我们北欧还是有一些关于自由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实践，值得它参考学习。
甚至我们还可以说，21世纪政府存在的意义，有没有可能不再是从人民那里获取更多的权力，而恰恰相反，是要将自由和独立的理念在现代化进程中推得更远，给人民提供一个坚实的生存基础，以帮助他们实现一种更全面的个人发展和自由？当然，前提是要取得人民的认同或人民做出了此类要求。总之，正是这样一种对于个人主义的独特追求，奠定了当下北欧的“社会契约”，显而易见的成果就是北欧地区在全球各类调研中排名靠前，生活质量和经济活力都表现突出。
选择离开芬兰搬到美国时，我放弃了很多好处，例如全民公共医保、全民平价日托、实打实的育儿福利、高质量的免费教育、给老年人提供的免费居所（由纳税人资助），乃至配偶独立纳税制度。但它们都不是政府赐予我的礼物，我也不是依赖政府施舍的奴隶。北欧体制考虑到了个体在现代生活中可能面临的具体挑战，其设计的初衷就在于尽可能地让个体可以自主生活、经济独立。这一思路与“以社区为中心的体系”或“社会主义”或“随便你怎么叫它的那个东西”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北欧国家展现出来的所谓的“社会团结性”，背后的动机也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 么“高尚”。
北欧社会为其居民（所有居民，但中产阶级尤甚）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自主权，使他们得以摆脱传统老派的依赖关系给人带去的束缚。这不仅省下人们一大笔钱，也免去他们为了保障个人自由而要付出的种种精力。在特拉加德和贝里格伦看来，北欧国家其实是地球上最个人主义的社会。
另一方面，却像是一个前现代社会，把自由市场体系导致的种种问题都留给家庭和其他社群组织自行消化解决。从北欧视角来看，美国被困住了。矛盾并不来自“自由派和保守派”或“民主党和共和党”，也绝非“大政府VS小政府”的老问题，而源自“过去与未来”之间所存在的冲突。美国的政府机构大多臃肿得可笑，也过于侵扰个人生活，不符合现代化的要求。美国政府每碰到一例个案，就出台一项具体的政策，以此对社会进行所谓的“微观调控”；而针对特殊利益集团，却又到处分发量身定制的大礼包。在北欧人看来，这种统治模式显然是过时的。所以，不论美国自己愿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停留在过去”会使它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越来越不利的 地位。

2024-06-15 13:11:40 回应

北欧经验打破了美国人的忧虑，政府援助并不必然会削弱家庭、鼓励单亲育儿、制造“福利女王”。原因听起来或许有点“反直觉”，正是由于北欧社会不奖励“婚姻”或其他的家庭合伙组织形式，北欧的家庭才变得更加强大。要落实“爱的北欧理念”，不能把重心放在家庭上。只有当组成家庭的个体本身是强壮且自给自足的时候，家庭作为一个团队才能高效运作。因此，北欧社会所尽力确保的，是每一个家庭成员的独立性。对于每一位父母而言，这也让他们能更简单轻松地维持在家庭内部的生活。当个体不必为了家庭整体做出过度牺牲，导致他们自己失去独立性时，家庭成员之间就会少掉很多摩擦；而遇到类似的情况却可能会让美国家庭就此分崩离析，或者导致人们从一开始就不愿意缔结婚姻。
那么，美国人（尤其是工薪阶层美国人）为何不再愿意步入婚姻？最可行的解释不是什么人们“缺乏道德准则”，或是什么都怪“政府福利项目”，而是出自珍妮弗·席尔瓦（Jennifer M Silva）所著的《未达预期：飘忽时代下，工薪阶级的成年生活》（Coming Up Short: Working-Class Adulthood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席尔瓦是一名社会学家，她花费数年时间采访年轻的工薪阶级美国人，请他们谈谈自己的生活。
“他们从一份临时工辗转到另一份；他们从大学辍学，因为搞不明白那些助学金表格或是由于没法达到大学的专业要求；他们靠刷信用卡来救看病之急；他们不敢对爱人做出承诺，因为光是照顾自己已经竭尽全力··”席尔瓦写道，“于是，他们与各种机构越发脱节，工作场所也好，家庭、社区也罢。他们一路长大，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依靠别人最终只会自伤。‘成人期’并非只是简单地‘被滞后’了，而是在方方面面都被重新界定了，不论是信任、尊严、联结，还是对他人所负有的责任。”
这些年轻的成年人发现，即便是他们自己的原生家庭，也无法保护他们免受全球化的影响和当代美国生活的种种挑战。更糟糕的是，他们将另一个人的陪伴视为某种潜在的负担，而不是一种可能的支持。如果你连照顾自己都觉得吃力，那么和另一位挣扎求生的个体共同生活，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正如席尔瓦所言：“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承受的不安全感与不确定性，使承诺变成一种奢侈——他们已无力承担。”“但他们的第一反应却是责备自己没能开辟出一条更稳定的人生道路···这一点倒是“无愧于”美国人所受到的教育。他们只知道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没有可比较的对象；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对于自己所面临的挑战，美国的社会结构其实是多么落伍。悲哀的是，美国所培养出的新一代年轻人，似乎从根本上就害怕与他人产生联结。
美国人似乎将给予劳动者此类休假看作是“利他主义”的表现，这就是他们搞错了的地方。目前，各国际组织——如经合组织、欧盟、世界经济论坛——也都在鼓励其成员给自己的劳动者提供带薪育儿假，并为日托服务提供资金支持。他们这么做是因为这些措施显然有利于经济增长。6研究表明，适应现实需求的家庭友好型政策对一国经济有正面影响。家庭假政策和平价日托可以提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帮助雇佣者留住员工，同时也能提高妇女儿童的健康状况。

2024-06-15 19:44:36 回应

1940年代后期，芬兰终于从对苏战争中逐渐走出来，踏上了新的征程。当时，芬兰很贫穷，除森林外极度缺乏自然资源。部分欧洲邻国通过海外殖民获得财富，芬兰则没有此类“遗产”可以继承。这种窘境迫使芬兰领导人得出结论，芬兰人只能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造财富。个体国民也开始意识到，武装他们孩子的头脑是使下一代能够更进一步的最好方式。教育成为了芬兰的最大希望，它计划培养其人民，为一个基于知识而不是基于农业或手工业的新经济时代做好准备。虽然当时距离如今的高科技知识经济尚有几十年之远，但芬兰天生的劣势却给予了它意外的先机。它所建立的教育系统，恰恰是为21世纪所打造的。
不过那时还有巨大的困难需要克服。芬兰社会因为赤裸裸的不平等而四分五裂，在教育方面，不平等的情况比当下美国的情形更加严重。所有芬兰儿童上初中时便面临两条分叉道：普通的“平民学校”（folk school）或是更加学术性的私立“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文法学校的运作方式和如今的高中差不多，会为大学教育做准备。但是，文法学校收取学费，而且在小城里通常都不设立，这导致只有居住在较大城镇或城市地区的富裕家庭的孩子，才有望进入大学。
而芬兰的知识型企业日益增多，亟需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这样的教育体系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芬兰公司想要招募到教育水平更高的员工，帮助它们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优势，扶持创新——正如今日美国所面对的情况。但也像今日之美国，那时，对于究竟什么才是最佳的教育改革方案，芬兰人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关于芬兰是否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公立学校体系，国民激烈争论了二十年之久。有批评家质问，让所有学生都达到文法学校精英生的高水平教育程度，是否合理？社会真的需要所有年轻人都接受那么良好的教育吗?这么做难道不是在浪费有限的社会资源吗?尤其是在还有其他问题亟待解决的情况下。另外，指望所有年轻人都像文法学校所要求的那样，不仅要学芬兰语和芬兰的另一门官方语言瑞典语，还要再学一门其他外语，合理甚或有必要吗？
最后，一个特别委员会发表了它的推荐方案，指出芬兰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公立学校体系。举国哗然，各方反应不尽相同。小学老师们相信，每位学生都同样有可能学好，而大学教授通常对此持保留态度；政客间则四分五裂。一位芬兰教育专家向我们描绘了当时社会中流传的种种惨淡预言：“有些人认为，芬兰一旦通过了为全民建立统一公立学校的新法案，其前景将无比黯淡——知识水平下降、现有人才被浪费，芬兰作为一个国家，则会在国际经济竞赛中被甩在后头。”
支持建立统一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呼声最终取得了胜利。芬兰学校改革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最基本的一个阶段——在1970年代初正式开展实施。最初的目标是缓慢有序地将两条原本平行的轨道（平民学校和文法学校）合并成一个综合系统。依照预期，这项措施执行后，全体学生都要接受更高难度的学业课程。到了1970年代末，这套新体系已在全国的每一个市镇＊生效运作。
为了更好地理解芬兰在四十几年前究竟做了什么，我们不妨暂且快
进一些，看一下最近关于教育的某项研究成果。几年前，两位麻省理工学
院的经济学教授——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V. Banerjee）和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 摆脱不了贫穷》＊（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Global Poverty）。他们在这本书中，梳理了通常用来应对国家贫困问题的种种措施，涉及的领域包括营养、保健、财政、教育等。其中，教育尤为经常地被视作是可以解决一个国家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
同德尔班纳吉和迪弗洛发现，那些被委以“解决国家难题”之重任的专家看待教育的方式总结起来基本可归为两类。一类从“需求”（ demand）出发。他们把教育看作一种投资，和其他类型的投资没有什么两样。家长愿意付钱送孩子去上学，是因为他们未来可以从这项投资中获得收益。只有当人们普遍相信“投资回报率”足够高时，家长才会愿意花更多钱送孩子去读私立学校或者要求公立教育得到改善。顺着这种思维方式去看，要确保家长得到他们为孩子所预想的教育水平，竞争就必不可少。改变是由需求端推动的，而非供给端。
全球各地的人们普遍接受上述这种教育观念，而它在美国更是盛行。尽管美国的公立学校（通常由州政府出资和管理）遍布全国、数量众多，但仍有十分之一的美国学生去上私立学校，而且几乎整个大学教育都建立在私人支付的学费基础之上。甚至公立教育本身也高度依赖私人企业所提供的服务，如私人运营且日益逐利的特许学校，以及跨国公司开发的考试项目。10
“择校权”（school choice）这一概念便源自这种需求视角，它往往又会进一步推动教育的“私有化”。它还经常与全球学校改革运动中的其他理念相辅相成，比如采用更多标准化测验来衡量教师教学的有效性，教师要对标准化测验的结果承担更大的责任，在学校之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都设置更多的竞争，还有学习时间也要变得更长。
有一个北欧国家采纳了上述的部分理念——瑞典允许私人开办学校。”另外，英国完全采纳标准化测试”，印度则在试验性地发放“学券”（school vouchers），可以用来抵扣私立学校的费用。3在美国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不论是巴拉克·奥巴马还是米特·罗姆尼＊都支持保障“择校权”。罗姆尼的态度尤其坚定，他坚信，只有当家长有机会在各种（公立、
上选的民主党与共和党候选人。特许、私立）学校中进行选择时，学校才会有动力提高教学质量。“沿着这条思路想下去的话，政府的职责很简单，就是要确保这样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可以持续进行下去，比如给家长发券，缓解他们的学费压力，让孩子能够去上任何一所他们想去的学校。

但麻省理工的班纳吉和迪弗洛教授指出，教育毕竟与普通的投资项目不同，它有一项非常棘手的特征，即家长是在教育中付出投资成本的那批人但获得收益的却是孩子们一而且回报通常要到很多年（乃至几十年）后才能看到。这就使动机和奖赏之间产生了严重的脱节，而很少有人正视这种脱节。在一个传统社会或农业社会，很多父母就不会选择做这样的投资，因为没有即时的报偿，还不如让孩子待在家中或田里帮工。即便到了现代社会，仍旧有家长会被这种脱节困住，进退两难，尤其是在教育耗资不菲的情况下。此外，把教育视作一种“需求”，还要求父母能够积极管理他们孩子的教育。要在一大堆眼花缭乱的教育选择中有条不紊地前进，要应对竞争激烈的申请流程，要确保孩子能进入正确的学校，不仅需要金钱，还要求知识、时间···很多时候还有人脉。如果视教育为需求端驱动的话，就会使孩子的命运几乎完全取决于其父母的野心和能力，而这正是一个由“爱的北欧理念”塑造而成的社会最不想看到的结果。（我很快会再回过头来讲讲瑞典的情况。）
那么，班吉瑞和迪弗洛所确定的第二类看待教育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呢？他们对这种视角的命名并不出人意料，但其内容或许会让人耳目一新。在“供给”（supply）视角下，教育并非某种只有当父母需要时才出现的产品，与之相反，它被视为一种基本人权。不论个体父母想要给孩子选择什么，也不管家庭的经济情况允许他们选择什么，教育的目标是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班吉瑞和迪弗洛将这种观点总结如下：“一个文明的社会，不应把一个孩子享有正常童年和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完全寄托于父母的心血来潮或贪得无厌···正因如此，大多数富裕国家并不给家长预留选择的余地，除非父母可以证明自己会在家教育小孩，否则家长必须送孩子去上学，直到他们长到一定岁数为止。”5
1970年代末，芬兰教育界的政府行政人员正准备为新统一的学校系统制定具体的目标和措施，把教育视作“供给”，不仅能最好地反映出“爱的北欧理念”，同时也能应对快速变化的当代社会现状。与此同时，它似乎最有助于实现芬兰想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知识经济”的目标，从而确保在接下来的21世纪中，芬兰能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于是，芬兰的行政机构全身心地投入落实“供给”方针，举国上下再也没有回头。
简而言之，与如今美国教育界流行的改革方案相比，芬兰采取的措施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与其截然相反，但它凭此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不难想象，如此不同的策略，必然也会导致结果大相径庭。
很遗憾，在教育领域，比起绝大多数其他的西方发达国家，美国的体系落后得惊人。在美国，决定一个孩子在学校表现的，很大程度上不是孩子自身的天资与勤奋，而是其父母的地位——具体来说，是父母自身的教育水平和财富状况。”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现象，但美国的情况尤其严重，而且还在不断恶化。近年来，美国家庭的富裕程度与孩子学业表现之间呈现出越发显著的正相关联系。2010年，一位斯坦福教授发现，与三十年前相比，美国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的孩子在测试成绩上的整体差距扩大了近40％。
两方阵营都说对了一部分事实。研究显示，儿童贫困与一系列风险紧密相连，其中很多就与教育相关，例如学习障碍、行为障碍、健康问题、青少年怀孕以及药物和酒精滥用等。”显然，美国贫富差距悬殊，而像芬兰这样的社会更加注重平等，所以前者整体的教育体系较难与后者抗衡。然而，收入不均并非总是或直接意味着学生在学业表现上会有巨大差异。许多国家（如以色列、墨西哥）的贫富差距比美国更大，但不同背景的学生在学习上的表现却不像美国差那么多。”即便是芬兰，也有收入不均的问题，虽然程度不如美国那么严重，但在过去几十年里，芬兰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拉大……不过，这一点对于芬兰学生的教育表现基本没有太大影响。”
但不论身处哪方阵营，所有的美国教育改革人士基本都认为，芬兰对美国而言没什么参考价值，因为相比之下，芬兰社会“过于平等”。由此可见，他们完全没有理解芬兰教育究竟为何能取得成功。重建教育体系时，芬兰人的目标正是要避免教育受到贫困的干扰，而芬兰也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时间退回几十年前，芬兰全身心投入到“供给”教育的方针中，这样做就是为了帮助芬兰跨过所有那些陈旧的、因社会不公而造成的不平等··如今，这种不平等仍在美国肆虐。显然，芬兰经验表明，把重点放在平等上，不仅可能创造出卓越，而且也能高效地“武装”一个国家，为将来做好准备。
不过，整幅拼图里我还有一大块没提，正是它确保了芬兰儿童能够有余裕享受一个真正的童年。芬兰父母与美国家长不同，他们不必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为孩子未来的教育路径感到焦虑。用帕西·萨尔贝里的话来说，“入学准备”并不意味着家庭和孩子需要做好准备，迎接学校的挑战；相反，这个短语的意思是，学校要做好准备，迎接孩子们的到来，并且要帮助每一个孩子实现自我。现在，它们正蓄势待发。
芬兰的教育体系确实重视数学和科学，芬兰学生在这两门学科中表现得相当出色，芬兰经济也因此受益。在1990年代早期，诺基亚公司推动芬兰经济繁荣到达新高度，而它正是一家设计和制造手机的高科技大企业。长久以来，其他工程类行业在芬兰经济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如造船业、电梯制造业、纸浆和造纸业以及林业··以至于你时常会听到一些推崇艺术文化的芬兰人抱怨芬兰是一个“工程师之国”。近年来，新一代芬兰初创企业冒头，它们创造出的一些手机游戏和应用风靡全球，也让芬兰人为之骄傲。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芬兰学校就跟美国一样，重“STEM”学科（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该简称取上述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组合而成）而轻人文学科，但现实情况却更复杂微妙。
在美国，私人家教业开展得如火如荼，利润颇丰，同时也进一步加大了教育机会方面的贫富差距。“芬兰的做法也和韩国这样的教育强国截然不同。韩国学生放学后已疲惫不堪，但还要赶往各种私人辅导中心，开启又一轮晚间补习，可谓备受煎熬。与之相对，芬兰的市镇会资助学校开设“晚托俱乐部”，所有一年级学生都可以选择待在那里，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等爸妈下班后来接自己回家。在俱乐部里，学生可以吃饭、做作业、进行体育锻炼或只是纯玩。”我上学的时候都还没有这些项目。
如果你去问芬兰教师，为什么芬兰学生在教室里的时间几乎比所有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学生都要少，但他们却可以在全球测试中脱颖而出，老师们给出的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学生在学校的时间得到了高效的利用。老师可以根据自己的课程计划，自主地调整课程表；虽然学校不实施标准化测验，但学校会清楚地告知学生，做作业是很重要的。在学年内，学校几乎从来都不会取消上课——虽然芬兰离北极圈那么近，但也没有像美国那样会因为下雪而取消上课的“传统”。另外，老师们总是密切关注着学生的情况，一旦发现他们有跟不上的迹象，就会立即提供帮助。
芬兰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芬兰人对待教育的态度却是：竞争，越少越好。它或许意味着，这种态度自有其重要优势。芬兰基本从来不给学校或老师进行排名，只有一项例外，那就是由媒体编制出的学术性高中排名表，排名依据的是这些学校的录取分数以及其学生在芬兰“高考”中的表现。”芬兰教育体系运作的基础是“合作”。老师们一起备课、制作教案甚至有时一起上课；校长们也会彼此交流意见。最近，芬兰老师们在讨论是否有可能把教案上传到网上，供所有同事免费 使用。50
美国人可能还会对另一件事感到惊讶，那就是芬兰学校里没有运动队。学校课程中当然会包括体育锻炼，但是如果学生想要搞体育竞赛，那就只能用自己的时间去做这件事。全国遍布各种公立或私营的体育组织，它们会组建青少年运动团队，但在学校里，体育课不是用来训练专业运动员的，而是为了给孩子们介绍各种形式的锻炼方式，帮助他们过上健康生活。我住到美国之后，逐渐意识到美国学校里的团队运动模式也有不少好处，它不仅可以培养团队精神、促进团队合作，让穷人家的孩子也能够参与昂贵的运动项目，还给学生提供了在学习之外展现自我的机会。但与此同时，我也很想知道，团体运动是不是占了太多的教育预算？是不是在学生中构建起不必要的等级划分?（比如“众所周知，运动员优于书呆子”。学校管理者会不会因此给运动员学生提供“后门”，免去他们部分学业上的负担？还有，从整体上看，热衷体育是否会分散老师和学生的注意力，忘掉在学校里主要任务应该还是学习？
芬兰是个小国家，族裔单一且颇为安静；而美国却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种族大熔炉”，二者的不同点极多。所以，也难怪会有很多美国人认为，芬兰的教育经验对美国没什么参考价值。他们声称，芬兰（或任何一个北欧国家）都不适合拿来作为美国的榜样，因为芬兰不仅贫困率更低，他们的人口本身也高度同质。弗雷德里克·赫斯（Frederick MHess）便持此类观点。他在保守派的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Institute）工作，担任教育政策研究主任。他认为，这一切的“芬兰狂热”完全就是被吹过头了。4
诚然，芬兰和美国不同，但我们也应注意到，美国的教育问题多数是由各州自主管辖的。芬兰人口在五百五十万左右，与美国许多州的人口相当；事实上，美国有一半以上的州（具体来说是三十个）人口还少于芬兰。仅从规模上看，在美国任何一个州推行芬兰的教育体系都是可行的。就人口多样性而言，芬兰确实是一个更为同质化的国家：只有略多于5％的芬兰居民出生于他国，而在美国，这项数据是13％；此外，芬兰的组成族裔也显然更为统一。不过，在2010年，美国还是有十九个州的外国出生人口比例低于芬兰，与此同时，芬兰的人口多样化程度也在迅速攀升，自2002年至2012年的十年间，外国出生的居民数量整整翻了一番。55那么，芬兰是否因此丧失了在教育方面的优势地位呢？没有。更何况，移民往往聚居在某些特定区域，所以在部分芬兰学校中，学生是高度多样化的。那么，这些特定的学校是否落后于其他学校呢？答案也是否定的。
事实上，瑞典人所说的“自由学校”（free schools）在美国对应的就是“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s）。而且说实话，这套制度实施下来，就其成效而言是要打一个问号的。推行择校权，加剧了瑞典学校与学校之间阶层和种族的区隔现象；2000年至2012年期间，瑞典在PISA测试中退步显著，其退步之严重程度为所有被测国家之最。

2024-06-15 20:01:11 回应

很多美国人也逐渐意识到，一个人之所以无法事先知道任何事项的确切价格，其背后的原因很简单，用史蒂文·布里尔的话来说，就是因为美国医院也是逐利性机构，所以它们自然会在账单上列满“所有那些常见和常规的超额收费”。保险公司也一样。它们同为逐利性机构，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拒付一切可能拒付的理赔申请，然后等着看保险人是不是会为自己据理力争，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反击回去。
说实话，在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此类行径本来压根就不应该出现，更别说它现在竟然在医疗领域中大行其道了——要知道，医疗本应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公共服务。美国“医疗界”仿佛倒退回一个狂野的西部世界……很多情况下，病人已经深受病痛的折磨或健康问题的困扰，同时却还要竭力为自己争取最基本的医疗权利。在此期间，他们不仅要被迫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还不得不承受由此而生的种种沮丧、焦虑和愤怒。
比较了我自己在芬兰和在美国的就医经历后，我得出了以下结论。首先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我在美国得到了比芬兰更多的医疗照护。我的美国医保基本都包含一次年度体检和各种免费的常规检查，而我在芬兰时从来没做过类似的检查，因为芬兰医生们从一开始就不认为做这些检查有什么必要。但与此同时，在美国，我要靠自己安排好所有医疗事宜，要从变动不居的雇主、医保项目、价格迷宫中理出头绪，还要挤破脑袋去抢合适医生的预约名额···这一切都使我处于持续的压力状态之中。要知道，我甚至还没生病或受伤，就已经难承其重。我迫切地渴望另外一种自由——那种无论我在职或失业，芬兰医保体系都始终向我敞开，我因此不必担心生病问题的自由；那种清楚知道所有医生都很出色，他们的一切决策都是为了我的福祉着想，我因此不必担心医生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创造利润的自由；那种当我虚弱或亟需医疗服务时，不必强打精神自我保护，也能被医疗体系自动接收并获得周到照护的自由。那才是真正的自由。对了，还有知道上述一切都不会使我最终破产的自由。
依我所见，美国很多时候需要通过劳动雇佣方和私人保险公司来安排医疗事项，其背后主要有三大原因。第一，这样做不必向民众征收新的税种。第二，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挑选保险项目和医生。第三，很多美国人相信，只有让众多逐利的私营保险公司和私人医疗服务提供方相互竞争，才能产生对消费者有利的结果。
但问题是，美国人早就在为他们的医疗服务缴税了，只不过是通过这样或那样隐性的方式。像是“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援助计划”的资金，还有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为退伍老兵提供医疗服务的资金，都来自政府税收；“奥巴马医改”为人们提供新的补贴，也是通过税收抵免的方式来实现；甚至连劳动雇佣方资助的医疗保险背后，也有税收优惠在起作用。在劳动者的健康保险计划中，雇主的缴费部分都是免税的，而雇员的缴费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免税的，这就意味着，雇员实际上得到了一笔额外的税前收入。”由于有这一部分税务上的减免，导致雇佣方资助的医保成为了联邦税法中减税力度最大的项目之一，换而言之，这里的公共开支是以“应收而未收税款”的形式作出的，而这恰恰是对税款极其低效的利用方式，因为从中获得最大收益的正是那些收入最高、保险理赔条款最优厚的人群。至于低收入人士、健康保障一般的人群以及那些压根没有医保的人，他们所获得的税收减免力度就小得多，甚至可能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总的来看，这些政策混杂了各个历史时期出台的不同措施，其最终呈现出的面貌就是，通过不同途径获得医保的美国人，他们所取得的待遇也大相径庭。
至于健康保险的买卖，就像任何交易一样，一旦买方迫切地想要达成交易——当我们急需治疗时，大多数人都会非常迫切——卖方就处于巨大的优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合理的自由市场原则也不再完全适用。美国死死地抓着自己那套私有制利益驱动的模式不放，导致它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进程，越来越多的美国普通民众只能受困于愈发膨胀的医疗费用，为这套完全过时且极其不公的系统买单。
在一个具有无限资金的（假想）社会中，只要实施一项治疗具有正当合理的医学理由，并且穷人也能享受到相应的社会福利，那么，经常给人们做一些昂贵的检查或是给医生和医疗行业管理层发放巨额工资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毕竟，我们很多人都相信，好的医疗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嘛——越多越好。但问题是，现实远比这更加复杂。全球各地健康产业的开销都在不断增长，背后存在多重理由，比如世界人口普遍呈现出老龄化的趋势，人们对于健康的预期在持续提升，此外，对于过去检测不出或无法治疗的疾病，如今诞生了新技术和新药物，从而也通向更多新的检查和疗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医疗是一个“无底洞”，无论一个国家在这上面投入多少钱，人们总是觉得不够，因为总是“还可以做些什么”。事实上，现在的我们为治病付出的努力已经比几十年前，乃至几年前都要多得多，而这一点也恰恰说明了为什么置身21世纪，现代国家更应该努力确保自己把钱花到了点子上。换而言之，社会应该为有效的医疗买单，投入的金额应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以及为上述二者划定的标准应当是明确、透明的。
这些国家间的差异让我想到了一个网上流行的表情包，它打趣了大火美剧《绝命毒师》（Breaking Bad）剧情展开的前提条件。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高中化学老师，名叫沃尔特·怀特。在故事的开头，他发现自己得了癌症，但保险公司却拒付其治疗费用。为凑出10万美元的医疗费，沃尔特想出了一个赚快钱的法子——制作冰毒。那个网上疯传的表情包描绘出假如故事发生在某个拥有“统一公共医疗”的国家，这部剧将会是怎样的走向。图片上，加拿大医生单方面告知病人沃尔特：
“你得了癌症。下周起开始治疗。”
完。

2024-06-16 19:47:30 回应

与之相对，在我的母语芬兰语中（请允许我事先给你提个醒，芬兰语落到纸面上可能会看起来略显滑稽），最接近英语里“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一词是“ hyvinvointivaltio＇”，但它直译过来后，更准确的意思其实是 “福祉国家”（wel-being state）。如果要表达“吃福利”，则要用完全不同的 词，比如“拿救济过活”（get support for getting by），而它在芬兰语里看起来 更搞笑，写作“saada toimeentulotukea”。2013年，全芬兰人口中，要靠“吃救济过活”的人口比例仅为7％。虽然不同国家的福利项目不尽相同，难以放在一起类比，但可作为参考的是，2013年，全美接受某种形式“食品券”的人口比例是上面这个数字的两倍，高达15％。就两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而言，芬兰人的就业率还比美国人更高一点。从这些数据来看，很难说究竟哪个国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福利国家”。
另外，对北欧居民提起“福利国家”一词时，人们想到的并非“不工作白拿钱”这种事。相反，在人们脑海中浮现的是一个“福祉国家”的形象，它旨在确保其公民——所有公民——享有获得福祉的平等机会；换而言之，每个人都应有权追求幸福、享受自由、实现成就。需要强调的是，它是一个内涵积极的语词，绝非是什么“大政府”施舍给人民的产物。“福祉国家”的诞生是人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取得的成果，是用人民缴纳的税款所建立起的产物。
1979年至2007年的这二十八年间，全美最富裕的前1％阶层，其税后收入增长了275％。与此同时，中产阶级人群税后收入的涨幅仅为37％；在收入光谱上位于最底层20％人口的收入增长则更显微薄，只有区区的18％。难怪很多美国人即便工作再辛苦，生活也难以为继。然而，与这种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现状相比，更糟糕的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以及贫困者仍旧被告知：美国是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因此，他们为自己“必须依靠政府的介入才能维持生存”感到自责与内疚。
在美国的自画像中，社会是公平公正的，一个无法自食其力的人是可耻的。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社会的整体形势都对穷人和中产阶级不利，结果就是，每个人都痛恨这套体系。政府投入了很多钱用来支援中产阶级，但“羞耻感”与“受援助”如影随形，导致接受帮助的那一方很难对这种“支援”本身表示感激——他们甚至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接受了帮助。相反，人们还会怨恨这套体系和它给予的所谓“支援”，因为它让人为自己感到羞愧。于是，唯一的出路就是拿起手中的选票，反对它··即便从本质上看，这似乎是一种“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的吊诡行为。
芬兰政府的目标从来都不是补贴某一群特定的人或组织，而是希望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实现“基本生活保障”的平等。相形之下，目前美国很多通行的、最为人所知的政府福利项目却显得具有高度的针对性、选择性，并且在不少语境下，自带一定的“侮辱性”。例如“联邦医疗保险”，明确面向老年群体；食品券、免费学校午餐和“医疗援助计划”，主要面向穷人（也有越来越多的“前中产人士”加入了这一队伍）。没生孩子的年轻人以及相对富裕阶层则几乎得不到任何优惠政策或政府红利，即便偶尔真的有，他们也注意不到。与此同时，最富有的那一小撮人却成了“最大赢家”切税法条款上的漏洞都是他们避税的法宝。
近年来，芬兰国内确实遭遇了一些财政上的困难，但这是否因政府开支过高所导致呢？事实并非如此。国际组织的调查报告显示，原因主要来自以下几点：出口需求降低、人口老龄化加剧、在国际科技行业的市场份额缩减（手机巨头诺基亚的“陨落”）、芬兰林业问题以及劳动力市场流动性降低。另外，最近芬兰所面临的部分经济上的“危机”主要由外因所导致，芬兰只能说是“为了集体，牺牲小我”——它选择站在其他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一边，支持它们对俄罗斯的抵制。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为了对弗拉基米尔·普京施压，对俄罗斯实施了经济制裁，但由于芬兰“恰巧”是俄罗斯的邻国，所以俄罗斯一向是芬兰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芬兰参与这些经济制裁，自然使本国经济遭受了重创。此外，欧元危机显然也给芬兰带去震荡，因为不管怎么说，芬兰早在1999年便选择加入欧元区，采用了欧洲的通用货币。美国的经济学者和行业专家指出，芬兰政府已经尽了最大努力维持本国的财政平衡，并将其打理得井井有条，但无奈它作为欧元区的成员国，无法使本币贬值。诚然，芬兰需要复兴自己的制造业，只是欧元问题将复兴之路变得更为荆棘丛生。＂
此外，北欧虽然实行过许多社会福利项目，但出人意料的是，它们也展现出很不“社会主义”的一面，即社会福利的存在反而增强了劳动者的工作动力。这主要是因为一个人能够拿到多少福利与其收入的高低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你平时挣得越多，没工作时能拿的也越多。这不仅适用于生病、失业、育儿期间能取得的收入，退休后的养老金也是同样如此。当然，政府对福利金额设置了合理的限制，但总的来说，这套系统的基本结构就是基于“多劳多得”的理念。它鼓励劳动者在具有工作能力和条件时勤奋努力，这样的话，即便在无法工作时，他们也能维持一个较为舒适的生活状态。这也从另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北欧国家相对富裕的阶层通常也拥护这套制度——它也对他们有利。
最后，媒体上对于“北欧路线”的另一项常见“指控”是，恰恰由于北欧国家都相当富裕，具备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国民生产总值，它们才能那么轻易地为其国民提供免费医疗和教育。人们之所以会产生这类误解，主要是因为挪威近年来发掘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但即便在北欧国家内部，挪威也同样是特例，而芬兰就和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除了林业资源和一些金属资源外，基本没有什么重大的自然资源可加以利用。如今北欧国家所拥有的国民财富，大多也都是通过人民自己的努力奋斗得来的，当它们最开始着手打造福祉国家时，都算不上富裕国家——即便是挪威，也要等到1960年代后期，才发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换而言之，北欧的中产阶级并没有什么顺风车可搭，他们能获得诸多公共服务，也是靠自己努力挣来的。除了挪威能够背靠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外，北欧人民基本没有碰到“天上掉馅饼”的美事；同样地，在北欧，也没有什么“邪恶的”共产主义者正干着“劫富济贫”的勾当。北欧国家凭借自己的实践经验表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并证实了“所有人出资打造一个统一的系统，用来分散所有人在人生中可能面临的风险（从生病、失业、衰老时的救助，到确保每个人都能受教育，从而过上体面的生活）”的社会，要比“每一个人必须小心翼翼地储蓄，编织自己的安全网，并在面对灾难时自求多福”的社会，来得更加有效和高效——在当下这个“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和相互竞争”的时代尤为如此。
我们也可以说，美国人是对的，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并不是建立一个“大政府”。北欧能够取得成就，其秘诀也不是所谓的“大政府”，而有赖于实施明智的政策。很多美国人已经充分意识到，美国当下所急需的，也并非是什么“大政府”，而是一个“更明智的政府”。

2024-06-16 20:54:29 回应

将近四百年前，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为上述疑问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答。霍布斯在他的名著《利维坦》一书中这样写道：“在没有任何政治权威的自然状态中，人们为了私利而争斗，呈现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因此，需要有一位说一不二的统治者和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个政府必须像《圣经》中那个名叫‘利维坦’的恶魔一般极具震慑カー用来执行法律维持秩序从而确保个人的安全。然而不久之后，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却指出，“虽然人们的确需要让渡部分的个人自由，来换取法律和秩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必须臣服于某位特定的统治者——相反，人们可以自己制定法律。”美国的国父们受到类似政治思想的启发，最终确立美国是一个“民主共和国”，而借用后来亚伯拉罕·林肯的名句来说，美国政府则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因此，早在18世纪后半叶，美国的政治理念就处于世界的前沿，对于“政府为何存在”以及“政府的职责是什么”，美国拥有相当革命性的认知。当时，欧洲各国仍处于君主专制的统治之下，与之相比，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可谓全世界最民主、平等的国家——不过其中也有一项不容忽视的例外：要记得，当年美国的“奴隶制”尚未被废除。然而，美国还是成为了全球民主化改革的先行者。世界各地的人民开始不断推翻旧有的政治体制，缓慢推动着民主的进程。等进入19世纪后，又出现了一位影响美国治国理念的哲学家，他就是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密尔认为，人们享有言论自由、贸易自由以及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他们有权凭借自己的能力和资质去行动，无论失败或成功。”等到1830年代，法国人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他的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论述了美国对于推动“政府的现代化”所做出的贡献。”虽然很多关于“民主”的理念来自欧洲，发端于古希腊哲学家、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但美国却是第一个将这些理念真正付诸实践的现代国家。美国为世界贡献了一份永久的遗产，那就是关于“民主自治”和“有限政府”的历史经验。如今，全世界的人民都应为此而感激美国。
既然我们现在已置身21世纪，有人可能会问，关于“政府”这一问题，
是否还有什么新的理念值得人们去深思呢？近年来，英国杂志《经济学
人》的两名编辑便对当今世代下的“政府”进行了再思考，并将成果展现在了一本书中，书名叫《第四次国家革命：重新打造利维坦的全球竞赛》
（The Fourth Revolution: The Global Race to Reinvent the State）。简单介绍一下，长期以来，《经济学人》都坚定拥护自由市场政策，并且是美国的忠实拥趸，而上述两名编辑分别叫作约翰·米克斯维特（John Micklethwait）和亚德里安·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在这本书中，两人主要回顾了19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作品。密尔曾对美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其关于“个人自由不受政府干涉”的理念仍被许多美国人奉为圭桌，他们也因此希望能逐步缩小政府的权力范围。
讽刺的是，密尔本人却在晚年时意识到，自己早期的一些观点存在缺陷。密尔观察了自己周围的英国社会，发现其中存在很多不平等现象和
各种社会问题，用米克斯维特与伍尔德里奇的话来说就是：“假如在一个社会中，蠢货能去上伊顿公学，天才却只能早早辍学打工，人们又如何根据功过评价他人呢？除非社会给每个人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否则个体如何可能充分实现自己的潜能呢？”此外，“假如一个国家的穷人无法获得良好的教育，那么他们追求幸福和自由的能力是不是也受到了限制呢？”在米克斯维特和伍尔德里奇看来，密尔本人观念上的演变，也恰恰
是两派观点争锋的缩影，争点在于政府在履行特定职责时，究竟构成了对自由的阻碍，还是有助于奠定自由的基石？密尔本人最终实际上倾向于
第二种观点。后来，北欧国家也采纳了相同的观点。
既然提到了“政府的职责”，就不能不说起另一位在美国广受爱戴的思想家，苏格兰哲学家亚当·斯密。斯密提出过一项著名的论断，称假设每一个人的行动都基于自利的动机，那么社会资源反而会被合理地分配，满足所有人的利益，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之中指引着整个市场。如今，美国仍有人信奉着斯密的这一理论，要求政府最好关停一切公共服务，让更有效的自由市场规律来支配整个社会。

但斯密理论的缺陷和密尔是类似的。斯密提出上述理论是在18世纪，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有识之士都发现，那只“看不见的手”遭遇了重大的技术性难题。它的运行方式并不像斯密所预测的那样，社会发展的现实也验证了这一点。米克斯维特和伍尔德里奇以“工业化进程中的野蛮时代”为例，提醒他们的读者，为了让自由市场经济能够平稳运行——本质上说，也只有这样资本家们才能继续挣钱——工人应当受到保护，疾病需有治愈之法，孩子则必须接受教育。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不能过于简单地解读斯密的理论，并逐渐转向，提出政府可以更多地充当“调停者”和“赞助人”的角色，以此确保社会的进步。事实证明，对于一个快速变动的现代世界来说，这一修正后的理念远比最初的理论能够更好地应对错综复杂的情况和层出不穷的挑战。
于是，步入现代之后，一些国家开始采取更加精细化的治理手段。英国，作为密尔和斯密两人的祖国，恰好是最先转向的国家之一。20世纪初，一位英国商人之女，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成为如今知名的伦敦政经学院（LSE）的创始人之一，并为英国政府撰写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为了让整个英国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社会，韦布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认为政府必须在全国范围内保障“文明生活的最低标准”，其中包括为年轻人提供食物和教育，为病人提供救助，为残疾人和老人提供固定收入，为劳动者提供足以维持生计的工资。这一设想将成为北欧理念的一项重要基石。（值得注意的是，威廉·贝弗里奇就是“韦布帮”的一员，而他的名字被用来命名英国以及日后北欧国家的医疗模式。）
美国也开始朝着类似的方向前进。19世纪，经历了所谓的“镀金年代”，美国的不平等状况大幅加剧，各种“非正义事件”大行其道，政府显然已经到了“不得不做些什么”的时刻，以免美国再度滑入贵族专制的黑暗时代——毕竟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形产生，美国人才打响了独立战争。富兰克林·罗斯福实施“新政”，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管，规定了最高工作时长和最低工资，为公共基建项目投入资金，并设立食品援助等项目来帮助失业者。（此后，林登·约翰逊总统所推行的“伟大的社会”和“向贫困宣战”政策，进一步加强了政府在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的作用。）
然而，步入20世纪后，一些西方政府走上错误的道路，选择了“大开杀戒”。在德国，第三帝国和希特勒抬头。即便是美国（一定程度上还包括英国），也显示出失控的迹象。美国政府不断扩张着自己的权力范围，虽然有部分计划确实取得了成功（如“社会保障金”项目），但也有很多项目过于杂乱无章、运转不灵，并且对太多特定的团体、太多生活的领域以及太多不同的行当进行了过度监管，与此同时，这一切调控却并未促进社会的机会平等。“简而言之，”米克斯维特和伍尔德里奇总结道，“政府一大，就会过度地自我扩张。”2＂因此，当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80年代登场，向民众保证将“尽其所能缩减政府规模”时，他们显然正中其选民之所好。自那以后，在美国人的字典里，“大政府”就顺理成章地变为了一个贬义词。
可问题在于，很多美国人开始相信，连中间道路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政府要搞公共服务，只可能“大”，不可能“明智”。不管政府走什么样的路线，它都被视作是人民的敌人。最近的一次调查问卷显示，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甚至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人民必须依靠武装起义才能保护自己的自由不受政府的侵犯。2
这样看来，也难怪美国人在面对政府向他们要钱时，基本都没有什么好脸色。

2024-06-16 21:09:40 回应

需要再次强调，不看“投资回报率”而只谈“税率”的，基本都是无效对话。北欧居民交的税可以为自己换来极其高质量且可靠的公共服务，其中包括全民统一公共医疗、平价日托、全民免费公立教育、丰厚的病假工资、一年左右的带薪育儿假、养老金，等等；而上述服务放到美国，动辄就能消耗掉美国人五位数乃至六位数的税后收入。结果就是，对于两国的中产阶级而言，在美国能获得的可支配收入说不定和在北欧国家不相上下，甚至算下来在北欧生活可能还会更划算一些。
“我本来觉得自己在美国工作时，收入交完所得税后，剩下的可支配收入还是更多一点的，但奈何美国财产税的杀伤力实在太大。”维莱告诉我。他是在第四章里提到过的那位芬兰父亲，有两个小孩，曾住在纽约州的韦斯特切斯特郡，后来举家搬回了芬兰。“而且在美国的时候，我必须规划好储蓄为退休做准备，但在芬兰就不必，因为有统一的公共退休基金。所以算上所有这些情况，我发现回芬兰的话，实际的可支配收入要比在美国多。嗯，如果我们再加上油费和餐饮费的话，好像又拉平了，因为这两样是芬兰更贵··可话又说回来，在美国，光是日托就要花掉我们一大笔钱。”
别忘了，等维莱的两个孩子到了读大学的年纪，这两笔账的差距将更加明显。考虑到当代美国大学学费的“天文数字”，北欧生活就被衬托得格外美妙了。事实上，很多北欧人原本已经住在了美国，但等他们一有孩子后，很快就搬回了自己的国家——毕竟回去之后，生活不仅更轻松，而且更实惠。
面对税收问题，北欧人和美国人的态度差异不仅围绕着“税该怎么用”这一问题，也事关“怎么收税才公平”。美国税法对富人有利，这一点相当有悖常理。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在21世纪的全球市场上保持竞争力，都不该采取这样的策略，但在美国，这一趋势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甚至还愈演愈烈。这里的问题不是说“人们不该有钱”——一个人当然有权利成为富人——问题在于，税收是用来维护和满足社会中所有人的基本需求的，富人在社会中一般拥有远比普通人更多的安全感，但他们所缴的税占他们收入的比例却反而远低于普通人的缴税比例。
如果要用一句话简单概括美国和北欧国家的区别，或许可以这样说：美国有一套不公正的税制和一个庞大的政府，而北欧则有一套公正的税制和一个明智的政府。

2024-06-16 21:14:34 回应

芬兰政府决心统一本国的教育体系，打造一个面向全体国民的高质量K-12教育，这就导致两国的发展前景产生巨大的不同。即便两国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相当，但正如迈尔斯·科拉克所指出的，这一部分经费投入什么方向，对于创造更公平的社会所能起到的作用并不相同。投入打造私立高等教育，只会让一小撮能够进入私立名校的人受益；而投入打造高质量的公立早期教育和中学教育，则会让全体国民受益，也更加有助于保障社会中的机会均等。显然，芬兰为了能够更好地迎接21世纪的新挑战，有意识地采取了后一种策略，而美国则坚持前一种方针，直接导致上百万孩子的人生受到严重损失。
平价医疗、日托、中小学和大学教育都能帮助促进机会平等，但是在美国，近几十年来，上述服务不仅严重缩水，其质量也每况愈下。接受一个好教育变得日益困难和昂贵起来。美国低收入家庭一路要闯的难关不断增多，而富裕阶层则能给自家孩子买到一切他们所需的事物：书籍、兴趣爱好、家教、私立学校、医生，还有社会关系。我曾一次又一次惊叹于一个人究竟能在多少方面取得多少成就，结果发现其父母也是各自领域的杰出人士，家里自然有足够的家底予以支持。
父母在社会上取得了成就，然后将自身得以成功的内驱力传递给自己的孩子，这一点完全无可厚非。但是，社会上有一小部分的家庭占据着远比其他人多得多的经济和社会资源，因此可以在孩子成长的每一步都提供许多额外的实际优势，这就和第一种情形截然不同了。在我所遇到的美国人中，受益于家庭背景而取得成就的人，远比不受家庭影响而获得成功的人要多得多。每个孩子都具备各自的资质和禀赋，他们遍布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而其中太多孩子（尤其是那些没有出生于富贵之家的孩子）的潜能没有被挖掘，也没有得到培育的机会。换而言之，他们的天资被白白浪费了。
北欧只是相信，无论一个孩子的出身是贫寒或富有，任何孩子的潜能都不能被浪费，一个国家承担不起这样的损失。

2024-06-16 23:36:19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