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élès对《系统效应》的笔记(8)

在两极体系中，超级大国不需要结盟，因为它拥有足够的资源，以致可以依赖于“内部制衡”（internal balancing）——通过国内的建设计划获得武器。相比之下，在多极体系中，国家在军事上是相互依赖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保卫自己。结盟的需要反过来造成了危险的责任：大国可能不得不进行战争，这并非因为它们有直接的利益冲突，而是因为不进行战争，它们就会因失去必要的伙伴而遭受失败与背叛，从而危及自己的安全。

2012-10-17 23:11:42 2人喜欢 回应

在所谓的“路径依赖”中，结果在这样的意义上是不稳定的，即在早期阶段许多可替代选择都是可能的，不过，一旦进程开始，其结果就是稳定的，因为路径将被“锁定”，即便它变得无效率或有害。在模式建立以后回头来看，我们可能高估了决定论所涉及的程度。我们可以与自然现象进行类比：一条河可以流经一个深谷，这并不是因为该峡谷始终比周围地势低很多，而是因为在亿万年之前一个略微低凹之处流过了比其他地方多一点的水，结果水流的侵蚀作用慢慢冲刷出了一个深谷。事实上，许多城市在哪里发展和如何发展，并不是因为它们具有我们可以在事后非常快地发现的“天然优势”，而是因为它们的建立引发了自我加强的预期和行为。
克莱奥帕特拉（公元前69—公元前30）是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以美色著称，曾先后征服了两位罗马统帅为她效力（包括马克·安东尼Marc Antony），引发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帕斯卡尔说过：“倘若克莱奥帕特拉的鼻子稍短一些，整个世界的面貌也许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2012-10-17 23:19:21 回应

冲突螺旋模式认为，国家可能被卷入一个种种因素不断强化的循环当中，包括敌意、军备、安全困境所驱动的冲突，以及附属的心理动态（包括决策者理解这种困境的失败）。
实际上，冲突本身是从互动过程中滋生出来的，而且其发展会大大超过最初的争执所能解释的程度。在类似于地区一体化的邪恶变体的过程中，冲突可能改变信念、需求和目标，从而使世界更加敌对，并且需要更多的侵略性努力来应付之。一个树敌众多的国家将会发现，其安全需要大大地增加了：它将谋求对国内的异议加以压制，获取军事优势，并使其邻国“芬兰化”（Finlandize）以免他们与敌手结盟。

2012-10-17 23:31:14 回应

然而，目标与政策是从属于选择的。维持现状的国家往往具有外交上的优势，因为不谋求威胁他国，所以很可能拥有广泛的结盟伙伴。这也是1871年之后俾斯麦外交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与此相对照，一个倾向于改变现存体系的国家则很可能立即与数个国家为敌。

2012-10-17 23:33:54 回应

多米诺理论认为，即使是小的挫折也会导致正反馈，因为该国的对手和盟友会推断它软弱，并且倾向于在其他冲突中撤出。……但是，只要被迫退却的国家担忧被视为软弱的后果，并且相信自己有能力重建声誉，那么多米诺理论的悖论就会起作用。正如德国外交大臣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中所说：“当我们在国外的威望下降时，我们就必须发动战争。”
有趣的是，那些理解多米诺理论的悖论的决策者可能会作这样的预期，即在一次对抗中被迫放弃原主张的国家，在下一次对抗中会立场坚定。
以这种方式推论的政治家在另一方遭受失败之后，将会倡导小心谨慎而不是增加压力。

2012-10-19 13:09:28 回应

事实上，在多极体系中有大量外交活动利用了间接效应。国家为减少对自己的威胁而在潜在敌手之间播下不和的种子；它们鼓励他国在一些地区扩张以造成第三方的防卫负担；它们采取行动旨在激起他国反应，以便排除在其他情况下可能通向目标的不希望有的路径。
尽管每一个行为体都只追求狭隘的自利，但人们可以把多元政治，尤其是在涉及权力分立时，看做是构成系统的安排和制度，这种体系所产生和部署的力量，将服务于总的社会目标。为了统治而使国家中的各派别和政府中的各部门进行竞争，其前提缘由不仅在于过度的权力会导致暴政，而且也在于没有哪个人或组织能成功整合社会中的所有信息和利益，通过制造和构成冲突，其过程将会维持民主，从长远来看，这样的效果要比直接谋求共同利益的委托管理更好。

2012-10-19 13:16:23 回应

间接效应也可以用来改变他者面对的激励，因而能使他们转向所期望的方向。例如，一些试图保护红木森林的人会拒绝呼吁消费者进行抵制：“我们应当购买热带木材，这样它才能保值。如果没有木材市场，这些森林将会被伐除，而土地将会转用于农业。”相似地，尽管保护濒危物种的最明显的方式是禁止捕猎，但更好的方法或许是出售昂贵的狩猎许可证，这将使当地人有动机去保护这些物种。从更大的范围讲，经济相互依赖获取政治支持通常并不是通过改变最高领导人的信念或目标，而是通过加强那些支持开放的经济体系的集团，以及给予重要行为体以外贸份额来实现的。
对行为体来说，一种相关的途径是将权力移交给那些坚持立场的动机更强烈的行为体。在英国遵循与中国直接谈判的政策，为香港回归中国后的最好前景进行交涉时，英国并没有这样做。不过，英国也许应该给予香港居民一英国公民身份。从表面上看，如果英国人这样做了，香港人就会蜂拥奔向英国，而这并不是英国的目标。然而，由于中国想要的是一个繁荣兴旺的经济区，而不是只想增加些许领土，因此香港居民因为可以离开而拥有了更大的讨价还价的权力。再者，香港人知道自己可以离开，也可以减少导致恐慌和自我实现的忧伤预言的危险。

2012-10-19 13:20:44 1人喜欢 回应

“利普哈特效应”有助于使危险局势转变成更安全的局势。无论何时，只要两个行为体发现它们的关系正变得异常紧张，担心自然的升级循环，并且想要避免这样的结果，那么它们就会协力改变事态运行的轨道。
对英美情报机构的比较也揭示了类似的动态。美国的情报机关拥有“强大的中心，这使它能容忍更大的多样性，甚至还会鼓励多样性”。在英国，情报机构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根本没有等同于中央情报局长的官职。人们可能会认为，英国的这一系统比美国的情报系统更多冲突和更少协调。事实上，对这一结果的预期意味的是相反的事实。“英国的系统相当重视设置程序和形式上的意见一致，就像大学里的院系系统一样……它需要有办事程序，而且不能允许出现过多的异议。”
“利普哈特效应”也能在行为体的内心发生作用。一个知道自己容易发脾气的人，可能比一个通常冷静的人更少发怒，因为他知道一旦不谨慎将会导致什么后果，因此会尽力避开可能使他发疯的情况，并且会下很大气力保持克制。为了克服自己天生的优柔寡断并且表现出自己的理想形象——或许是一种自我形象——杜鲁门总统经常作出果断而明确的决策。

2012-10-19 13:30:06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