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élès对《无国之谍》的笔记(1)

Spies of no country : secret lives at the birth of Israel

关于间谍生活的种种描绘——欺骗、背叛、伪装、地下工作、秘密知识、虚张声势、两头欺骗、不可察觉、迷惑难解、变换身份——不过是对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描绘。——威廉·博伊德(William Boyd)
他们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构成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后来发展成世界上最强的情报机构之一。用历史学家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和伊恩·布莱克(Ian Black)的话来说，他们是“悠久而成果丰硕之传统的平淡开端”，是“一条纽带，将最初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展的业余的、小规模的情报工作和1948年后更大更专业的情报工作联系起来”。
海法不像一个整体，更像是一个个居民点的集合。

在海法不仅能听到希伯来语、英语和各种阿拉伯语方言，还能听到希腊语、土耳其语、意第绪语和俄语。
犹太复国主义者能以其特有的方式将屈辱化为理想：犹太人贫穷？——贫穷是尊贵的。犹太人在他国被驱逐？——没事，以色列故土才是他们真正的家，反正他们正要回到那里。犹太人是难民？——不，他们是先锋。这种绝妙的叙事拥有神奇的力量，在那个可怕的世纪当中，它使得犹太人摆脱受害者的困境，扭转了他们的命运。
正如查尔斯·狄更斯所说，名字具有强大力量：“家是一个名字，一个非常强大的字眼，远胜于任何巫师的咒语、神灵的回应。”新的名字会彻底改变你，为你创造一个家。
阿拉伯分部的生活有一个奇特之处，就是这些人拒绝自称为特工或间谍，尽管我在这本书中一直这样称呼他们。这些词在他们看来并不光彩，故而，他们选择了一个特殊的词来替代。这个词仅存在于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而英语中没有。用希伯来语说是“米斯塔阿尔维姆”(mista' arvim)，用阿拉伯语说是“穆斯塔阿里宾”(musta' aribin)，翻译过来就是“变得像阿拉伯人的人”。
几年后，以色列建国了，情报机构也成立了，这些东西都被编成课程，由专业人士讲授。但在当时，萨姆安只能一边授课一边创设课程。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一套崭新而独特的知识体系，用希伯来语说就是“torat ha-hista'arvut”，翻译过来就是“伪装阿拉伯人的教条”，或者“‘变成像阿拉伯人的人’的《妥拉》”。
它位于在黎巴嫩山脉与地中海的交汇处，环境之迷人，不可思议；它那随心所欲的个性、无所顾忌的欢娱、胡乱应付的搪塞，不可思议。许多严肃的理论家抨击它的制度完全行不通，但它径自繁荣地发展着，亦是不可思议。贝鲁特就像大黄蜂一样：从空气动力学来看，大黄蜂根本就无法飞行；从所有的规则和先例来看，贝鲁特根本就不该存在。

但它就矗立在那里，一甩卷发、一扬裙摆，在众多城市当中，就像美丽倔强的卡门……

在这儿，你能看见政治流亡者谈论无休无止的阴谋诡计；能看见穿着华丽、长着鹰钩鼻的酋长们捻着念珠，坐拥金光闪闪的阿拉伯家什，沉醉在珠光宝气当中。这里有穿着丝绸的叙利亚淑女，身形苗条、眼神柔美；也有海边的妓女，头发卷曲、饱含情欲，阿拉伯风情中带点巴洛克味道。

——简·莫里斯《世界》
人们心目中的“典范”，结尾应该是这样的：一场爆炸照亮了港口，船只灰飞烟灭，纳粹被炸飞，纷纷落海，破坏者们则在附近的窗边安静地碰杯庆祝。人们也都希望一场海战的战局在最后时刻成功逆转。但实际上，在这次行动中，他们基于模糊且可能有误的情报，出于表面看不出的动机，克服各种技术故障，付出巨大的努力和勇气，只为争取一个事前无法预测、事后也难以衡量的结果。对于真正的间谍故事来说，这才堪称典范。
以色列人逐渐发现，在这片地方以犹太身份生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个国家有一半的人早已经这样度过了许多世纪，其中也许蕴含着一些有用的智慧。这不是风格上的小小变化，而是要换一种方式去理解整个国家，从宗教、政治到流行音乐。
20世纪40年代，迦玛列离开了大马士革，在成为间谍之前，他在基布兹找到了自我。他抱怨说，没人听那些和他一样年轻的杰出的阿拉伯歌手，比如埃及女歌手乌姆·库勒苏姆(Oum Kalthoum)的歌。那里放的都是欧洲的唱片。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十年：一些音乐被谨慎地归类为民俗乐，阿拉伯分部营火晚会唱过的歌也许还能有一两声朦胧的回响，除此之外，中东音乐经常被以色列文化的保存者所轻视，扔到特拉维夫汽车站卖旧磁带的破旧商店里。唱片店里有“以色列音乐”专柜，但主要是指德系犹太人艺术家的作品；还有单独的“米兹拉希”或“地中海”音乐专柜，虽然也是希伯来语作品，并且是在以色列制作的，但很明显，它们不属于“以色列”。

然而东方的声音从未消逝。乌得琴手和卡农琴手仍然在小俱乐部和会客厅中拨弦弹奏，等待时机，重拾影响力。直到几年前，希腊布祖基琴、俄罗斯民谣、弗拉门戈音乐、摇滚音乐才悄然进入，并占领主流音乐榜。
埃及、伊拉克和摩洛哥的犹太人去了哪里？他们又为什么去那里？有人意识到，如果以色列国对于阿拉伯世界是一个问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是阿拉伯世界自己造成的，因为他们迫害并驱逐了伊斯兰世界的犹太人。于阿拉伯人而言，最好的做法就是把以色列人称为“殖民主义者”，将他们描绘成金发碧眼的欧洲人，抓住欧洲人的罪过大做文章，从而抹掉自己的罪过。事实上，讲述以色列故事的犹太人大多也喜欢把自己想成金发碧眼的样子，因为他们在欧洲的几个世纪当中一直被丑化成“黝黑”的“东方面孔”。因此，在这种奇怪的利益融合当中，每个人都乐意忽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种描述与你在大街上看到的真实国家全然不同。
事实上，比起国家荣誉和打仗，黎巴嫩人更感兴趣的是做做生意，享受地中海的阳光。他们的反间谍行动如此糟糕，原因恐怕就在于此——搞警察国家不是他们的风格。他们的想法是正确的，我要向他们致敬。
顶着假身份的时间一长，真正的生活就会开始褪色，而以撒甚至还没有过真正的生活。他没有父母在童年住过的家里等他，也没有妻子，甚至没有熟悉的邻居。他失去了旧的国家，却还没能看到新的国家。那一年他24岁。那是充满死亡和隔绝的一年。而乔吉特是他可以触碰的柔软。她与战争无关，她是个有血有肉的人。
女人对他说，这座小屋里是一班人马，只有个隐晦的名称：reshut，也就是“部门”。后来这个名称被一个同样隐晦的词语取代了：“机构”，也就是摩萨德。
那个奇怪的单词“米斯塔阿尔维姆”——“变得像阿拉伯人的人”——在希伯来语中仍旧存在，但含义略有不同。现在它指的是假扮阿拉伯人去短暂开展行动的士兵或警察，他们通常会冲进巴勒斯坦城市，逮捕或杀死嫌犯。他们并没有活得像阿拉伯人，或者说他们也做不到。而在过去，“成为一个像阿拉伯人一样的人，”萨姆安写道，“还意味着在每个方面都要表现得像个阿拉伯人：你的外表、言谈举止、你住的地方、你娱乐的地方，还要有合适的伪装身份、各种证件、人生故事和背景信息等。”如今，以色列几乎没有人再能做到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