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eyちた가지对《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的笔记(4)

第一，1949年以后台湾和香港的小说暂时没有列入，因为本书重点之一是探讨“当代文学生产机制”，台湾、香港的文学当时不在这个机制之内；第二，《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名单里，“十七年”小说只选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和《艳阳天》，而我以为“三红一创”及《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的文学史意义不应忽视；第三，本书还收入21世纪初才出版的刘慈欣的小说。其实近20年来还有很多小说想读，本书已经太厚，只能留待日后续集。而香港、台湾的小说则另需专著研讨。
当然，近百部小说，并不能代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只代表我个人理解的作品。这些作品的题材、篇幅、主题、人物、风格、方法、精神、技巧都不一样，如一定要概括其共通点，那就是几乎所有作品有意无意都在努力讲述作家个人心目中的“中国故事”。这些故事有时互相补充，有时互相矛盾，有时互相印证，有时互相冲突，每个作家都可能表现他的洞见和局限，读者却可以看到这些洞见和局限，如何汇合成一个大的“中国故事”。百年来，中国怎么会走到今天？会走向怎样的明天？我们虽然缺乏梁启超的“神预言”能力，至少也可以在小说里回头看看——《老残游记》有句话：“眼前路都是从过去的路生出来的，你走两步回头看看，一定不会错了。”

2023-07-11 10:18:04 回应

20世纪中国小说的开篇，竟然是一个政治幻想，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清廷下令通缉康有为、梁启超。在逃亡日本的军舰上，舰长送了一本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给梁启超消磨时间。没想到，梁启超喜欢上了日本作家柴四郎的政治幻想小说。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有很多这类小说。到日本后，梁启超创办《清议报》，翻译《佳人奇遇》。几年以后，他试笔写了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思想不如康有为有系统，革命又不如谭嗣同那么有决心，但是，文笔、文风、文才却是当时第一人。毛泽东后来和友人谈起梁启超，说他有点虎头蛇尾。
小说沿用旧式章回体，叙述中加入小字，是作者点评，有点张竹坡加布莱希特的效果。
李君说：“哥哥，你看现在中国还算得个中国人的中国吗……我中国的前途，那里还有复见天日之望么？”
黄君道：“可不是吗！但天下事是人力做得来的……我想凡是用人力可以弄坏的东西，一定还用人力可以弄好转来（至理）……但是我们十年来读些书是干甚么的？（青年读书诸君想想）难道跟着那些江湖名士，讲几句慷慨激昂的口头语，拿着无可奈何四个字，就算个议论的结束吗？（青年读书诸君想想）”
李去病和黄克强，救国之心一样，但是方法不同。他们有三个分歧。第一，对当时统治者看法不同。李去病说：“哥哥，你看现在中国衰弱到这般田地，岂不都是吃了那政府当道一群民贼的亏吗？（是是）……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朝廷，还有甚么指望呢？……不到十年，我们国民便想做奴隶也够不上……替那做奴才的奴才做奴才了。”“奴才”与“奴隶”这两个概念，后来都是鲁迅的关键词。
李去病痛责晚清的官员，有些事情“虽然利在国民，怎奈要害到他这个乌纱帽，你叫我怎么能舍去呢”。“我已经在上海租界买了几座大洋房，在汇丰银行存有几十万银子，还怕累得到我不成？（官场诸公，试自己扪心想一想，李去病君到底是骂着我不成……）”所以他认为需要激烈的革命。而黄君担心若革起命来，一定玉石俱焚。李去病坚信不自由毋宁死，我们争取文明政府。黄克强怀疑：“今日世界上那里有甚么文明野蛮，不过是有强权的便算文明罢了。（万方同概）”
李去病说的是浪漫激情，黄克强看的是残酷事实。最后，李去病勃然大怒，读了一首叫《奴才好》的古乐府：“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内政与外交，大家鼓里且睡觉。古人有句常言道：臣当忠，子当孝，大家切勿胡乱闹。满洲入关二百年，我的奴才做惯了。”整个小说第三回，数万言、四十多个回合，全部是两个人的对话论争。从小说体例上来看，极为罕见。不用理论家批评，梁启超早有自知之明，“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虽然，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
毛泽东后来形容梁启超的文风是，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仅就文字、文风、文章气势，已经先声夺人。
梁任公把小说抬到那么高的位置——新国民、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都要新小说——一方面，显然对后来鲁迅等人用小说启蒙救亡有直接影响。另一方面，表面激烈反传统，其实内心还是延续了儒家“文以载道”的精神。梁启超的内在精神矛盾，也构成了百年中国小说的内在精神矛盾。就像黄克强李去病的思想矛盾，贯穿了百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变迁。

2023-07-11 10:38:37 回应

百度解释说，“官场”旧时指官吏阶层及其活动范围（贬义，强调其中的虚伪、欺诈、逢迎、倾轧等特点）。这是否意味，“官场”作为带有贬义的现代社会学和文学概念，一定程度上和李伯元的小说有关？本来官职场、官府仓库，或者考场、职场都不带褒贬。本书中讨论官员、官场、干部等，除特别说明，也都是中性概念。
《水浒传》《金瓶梅》都有情节主线，主要人物迟早有呼应。《官场现形记》却是故事不离题，“跑人跑不停”。这个写法也受《儒林外史》的影响。《官场现形记》可以说是一系列中短篇，读者追看的不是某一两个中心人物，而是追看的就是一个不变的场景——官场。
好像人人都在做坏事，但人人又都有做坏事的理由。既有做坏事的合理性，是否就不算是绝对邪恶？明明描写很荒谬的事情，潜台词是，否则怎么办呢？（“假如是你，你又能怎么样呢？”）作家无差别地对待他笔下所有人物，大官或小官、官员或仆人，跟班或百姓、男人或女人。后来百年中国小说很少出现这种“无差别批判”。
这个虚拟循环结构很有意思，但在小说或现实世界都有两处会断裂：一是洋人未必真的顾虑中国百姓（民主可能是假）；二是皇上也从不会承认他怕洋人（害怕民众是真）。
胡适和鲁迅将《官场现形记》与《儒林外史》比较，不只因为叙述结构类似。“吴敬梓是个有学问，有高尚人格的人，他又不曾梦想靠做小说吃饭……他的人格高，故能用公心讽世。……近世做谴责小说的人大都是失意的文人，在困穷之中，借骂人为糊口的方法。”
也许鲁迅、胡适在批评李伯元时，认为小说里的官场都要过去，甚至一去不复返。他们对李伯元小说的重要性估计不足，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前景可能过分乐观。他们或许想象不到，百年以后的中国读者，仍然需要研究小说中的种种官场游戏规则。

2023-07-11 11:47:05 回应

“全知”与“目睹”当然自相矛盾。从“话说”到“我道”有三个结果：第一个是既扩展又局限了小说的批判视野；第二个是作家后来忍不住违反第一人称的局限来讲故事，等于用“我道”来“话说”；第三个是全书的基调因为“我”的存在，便从无差别批判转为有选择的嘲讽。三种情况需要一层一层讨论。
什么是“怪”？以什么标准觉得怪？王德威把这一类小说称为“丑怪现实主义”，并总结成魅幻价值观、荒诞和狂欢三个特点，概括成一种以丑怪为能事的叙事方式。但问题是，人们今天重读九死一生目睹的怪现状，有时反而并不特别感觉丑怪、荒诞。这种阅读感受令人感到有点害怕。到底是作家、研究者夸大了晚清的丑怪荒诞，还是读者日积月累，习惯现状，以至于见怪不怪？
更新传统过程中，第一人称既限制又扩展了作家的社会视野；也因为第一人称，吴趼人就比李伯元更多情感议论：“二十年来回过头想，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同样批判社会，李伯元比较像案件调查，列出事实，偶尔演示一下深层原因。吴趼人就更似旁观者议论，感慨、嘲笑、愤怒，其实自己也有牵连。

2024-01-17 21:26:22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