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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是一位了不起的日记作者。我还保存着他记录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许多个练习本中的一本。在那五年战争中，每一天他都会对当时的事件写上几页评论和意见。他用钢笔写，虽然挪威语是他的母语，可他一直用纯正的英语记他的日记。
他对如何在孩子们心中培养美感有一种古怪的理论。每次我妈妈怀孕，到最后三个月，他会向她宣布，“美的散步”必须开始了。这美的散步包括带她到乡间极美丽的地方去散步，一天大约一个钟头，为的是让她能吸取这环境的美。他的理论是，如果孕妇的眼睛一直观看自然之美，这美会传到在她子宫里尚未出生的婴儿的心中，这婴儿就会长成美丽事物的爱好者。他所有的孩子在诞生前都享受过这种待遇。引自 爸爸和妈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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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糖很刺激，因为它们有一种可怕的味道。闻起来像指甲油，让喉咙发麻。我们都被警告不要吃这种糖，结果反而吃得比以前更多了。引自 自行车和糖果店……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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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自己，一个人必须尽力说真话，说真话比谦虚更加重要。引自 老鼠大阴谋……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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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彼得学校，写信是一件大事。它和拼音、标点等功课一样重要，因为校长在这个时间一直在各教室巡视，从我们背后读我们写的东西，指出我们的错误。不过我断定这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他在这里是要保证我们没说学校的坏话。
因此，在学校期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向我们的父母诉苦。如果我们觉得食物不好，或者不喜欢某一位老师，或者无故挨了打，我们从来不敢在信里写出来。相反，为了讨好在我们背后弯腰读信的危险校长，我们把学校说得天花乱坠，把老师们说得好得不得了。引自 写信回家……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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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舍监是一个大个子女人，胸脯很大。她的岁数大概不会超过二十八岁，不过二十八岁或六十八岁又有什么区别呢？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大人就是大人，所有的大人在学校里都是危险的人物。引自 女舍监……89在圣彼得学校第一个悲惨的想家之夜，我蜷缩在床上，什么也不想，只想着我们的房子，我的妈妈和我的姐妹。我问自己，她们在哪里呢？兰达夫在哪个方向呢？我开始要把它想出来，这也不难，因为有布里斯托尔运河帮我的忙。只要从寝室窗口望去就能看到运河，大城市加的夫和它旁边的兰达夫几乎就在河对面，只稍微往北一点。因此，只要我朝窗口转过去，我就能面对我的家。我在床上翻过身来，面朝着我的家和我的家人睡觉。
从此以后，我在圣彼得学校睡觉从来不背对我的家人。在不同的寝室和不同的床上，我要重新判断方向，布里斯托尔运河总是我的坐标，我也总是能在我的床和威尔士那边我的家之间画出一条想象的直线。我睡觉没有一次不朝着我的家人，这样做是一大安慰。引自 女舍监……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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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行为老是让我觉得是一个极大的谜。他当时是个普通的牧师兼校长，我们在学校教堂的薄暗光线中坐着听他布道，说什么上帝的羔羊、怜悯、宽恕等等，而我的年轻心灵完全给弄糊涂了。我很清楚，就在他传道说教的前一夜，他还在毒打犯规的小孩子，既不怜悯，也不宽恕。
这都是怎么回事呢？我经常问自己。
这些神职人员是说一套做一套吗？
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这个打孩子的牧师有一天要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我是根本不会相信的。
我想，正是这些事让我开始对宗教甚至对上帝产生了怀疑。我对自己说，如果这个人是上帝选来的推销员，那么这整个事情一定出什么大错了。引自 校长……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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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学校当局不喜欢我，不信任我，我也不喜欢博者的规则，因此我不是当博者的料。他们绝不会同意让我当宿舍博者，更不要说学校的博者了。有人天生会掌权，会用权，我不是这种人。当舍监向我解释这件事时，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我会成为一个糟糕的博者的，我会由于拒绝打小听差而破坏了博者制度的整个原则。也许在所有球队队长中，我是唯一一个没有成为雷普顿学校博者的人，我肯定也是唯一一个非博者的双重队长，因为我同时还是软式墙手球队的队长。光荣上再加光荣，我又是学校足球队队员。引自 打球和摄影……179在英格兰公学，老师对运动好的孩子通常极其客气。古代希腊人也差不多，他们尊敬他们的运动员，用大理石给他们雕像。运动员是半神，是少数选民，他们能做到平常人做不到的事。甚至今天也是如此，好的足球运动员、篮球运动员、赛跑运动员和各种伟大的运动员深受群众崇拜，广告公司也用他们来推销早餐麦片。可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没有这样的事我实在是再高兴不过了。引自 打球和摄影……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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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雷普顿读最后一学年时，妈妈问我：“中学毕业后你想进牛津或者剑桥吗？”在当时，就算付得起学费，进这两所名牌大学也是不容易的。
“不，谢谢你，”我说，“我想从学校直接找一家公司进去工作，把我派到远方，非洲或者中国去。”
你要知道，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实际上还没有空中旅行。从英国乘船到非洲要两个礼拜，到中国大约要五个礼拜。这些是遥远的梦幻地方，没有人会只为了度假去那里，去那里只为了工作。今天你可以在几个钟头里到世界上任何地方，这没什么大不了，在1934年可大不相同。引自 告别学校……186这以后的好几个月，我们在伦敦总部学习这大公司怎样从内部运作。我仍旧和我妈妈还有三个姐妹住在肯特的贝克斯利。一个星期有六天，包括星期六，我要身穿一套深灰色西装，七点四十五之前吃完早饭，然后头戴一顶棕色软毡帽，手拿一把收拢的雨伞，和一大群穿同样深灰色西装的人一起坐八点十五分的火车上伦敦。我发现自己很容易和他们成为一样的模式。我们全都是非常严肃高尚的绅士，坐火车去伦敦城我们的办公室，各自都从事着巨额融资工作和非常重大的事情。我们这些旅伴大多数戴硬的圆顶高帽，少数像我这样戴软毡帽，不过在1934年火车上是没有人光着头的。即使在太阳最好的日子，我们也没有人不带一把收拢的雨伞，雨伞是我们的写字楼标志，不带一把雨伞会觉得像光着身子。它还是一个体面的标记，修路工人和管道工去工作从不带雨伞，而商业人士要带。引自 告别学校……186我很欣赏这样，的确欣赏。我开始明白，一个人有规定的日程，有规定的钟点和规定的薪水，不用怎样独立思考，过这样的日子是多么简单啊！和商业职员的生活相比，作家的生活绝对是受罪。作家得逼迫自己工作，他得安排自己的时间，虽然不坐到写字台旁边去也没有人责备他。如果他是一个小说作家，他就生活在恐怖世界里。每天都要有新的构思，他永远不知道他是不是能想出来。写两个小时的小说就会让这位作家绝对精疲力竭，因为这两个小时他已经走了很多英里，到了别的地方，在一个不同的地方和完全不同的人在一起，要用很大的气力才游回正常的环境中。当作家茫然地走出他的工作室，他需要喝一杯，世界上几乎每一位小说作家都喝过量的威士忌，他这样做使自己有信心、希望和勇气。当作家的人是傻瓜，他唯一的补偿是绝对自由，除了自己的灵魂，他没有任何主宰，也许这是他要当作家的原因。引自 告别学校……186那时我二十岁。我要去东非，在那里每天穿卡其短裤，戴兜帽！我都陶醉了。我奔回家告诉妈妈，“我要去三年。”我说。
我是她唯一的儿子，我们非常亲密。大多数妈妈面对这种情况，都会显得有点伤心。三年时间很长，非洲又远。可我妈妈不让哪怕一丁点儿她的情绪影响我的快乐。“噢，你干得好！”她叫道，“这是个大喜讯！这正是你想去的地方，对吗？”引自 告别学校……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