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zeril对《中国好人》的笔记(1)

全书

Az.：刀爾登寫散文 也寫寓言一般的小說 但翻來最有興味的還是他的雜文隨感。無論是《不必讀書目》還是此番 都於歷史與經典的汪洋大海中有立足點 抽絲剝繭 講得了故事 落得下思考 很是難得。

Chapter ZERO 刀尔登说今
 
-《为什么不能拿农民开玩笑 
通常，拿富人开玩笑都无妨，拿穷人开玩笑往往招非议，因为人的境遇好了，就不用再那么敏感了。我这么说，可能要被批评为贬低穷人，但是，哪里又有规定，说人穷了就批评不得呢？
  
-《家有小学生
我家的三年级小学生下课回来，眉飞色舞地报告：“今天我们班选三好学生，有三个人选我哩。”
我心里想这样的傻瓜全国也不过四五个，居然有三个和你同班，也是一奇。但嘴里还是说：“好小子！这儿是四块钱，一块钱是给你的，三块钱是给他们的。”
 
 而父母最大的难处，任何《守则》或《规范》里面都没写。我们，与许多父母一样，既希望孩子能是个好人，又希望他有好的前程。也就是说，既希望他是个正直的人，又希望他在社会中成功。而以现在的情形，或可以预见的将来看，这多少有些矛盾。
 
我觉得他学到了好多虚伪的东西，却不知如何纠正。纠正而不趋于另一端，是很难的事。我不反对儿子学一点虚伪之术，不过我想，对此他将来也许会有非常多的机会。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还是先学诚实比较好。
 
我承认我的一些教育办法也不怎么样，但我有时“反着干”的理由只是想让孩子知道，除了正规的教育，世界上还有各种见解、各种行为。也许这给三年级小学生出了太多的难题，所以我已经着手纠正自己，比如我不再给他“工资”和“奖金”。而对他已经积攒起来的过多的资金，也开始陆续清理：我和他打扑克，把他的钱一点点赢回来。
 
 -《被小学生批判过的
我的批判生涯不是从批刘开始，而是从“批林整风”开始。批刘时我还太小，只能观摩。当然，不管什么时候，批刘都是家常程序，你在文章放几句骂“叛徒内奸工贼”的话，一般不会错。“批林整风”之后，就是“批林批孔”，这才到了我有用武之地的时候，因为我已经上到三四年级了，很有本领，写得出有头有尾的作文。然后是“评水浒批宋江”，“评法批儒”，批“右倾翻案风”，这中间还批过“回潮”，批过“师道尊严”，还有永远在批的“苏修美帝”，以及种种数不清而我已经忘记的东西。有时还会要你批一本书，比如《青春之歌》，但和批《水浒》不同，在批判之前并不让你看《青春之歌》，因为你的“鉴别能力”还差，弄得不好，看过之后，不但批不出，自己先中毒了。这是件挺奇怪的事，因为中国人的鉴别能力总是如此地被低估，而批判能力又总是如此地被高估。直到现在也是这样，所有要你批判的东西，差不多都不让你看。
 
对小学生，或任何对该对象无知的人来说，去批判一种对象，很像是一种轻松的游戏，在里面人们可以满足一种运用无知的暴力快感。你有本事是吗？我用一句“他妈的”就可以打倒你；管它是多少人殚精竭虑才产生的一点思想，我照样可以看不起它。理由？不需要理由！——这才是要义所在。慢慢地就养成了习惯，习惯于不讲道理，习惯于说谎，编造是非，习惯于把别人往坏里琢磨，习惯于依赖愚昧，并从愚昧中发现出力量，体验到快乐。
 
我批过个人主义，现在则以个人主义者自居；我批过自由主义，现在别人说我是自由主义；我批过经验主义，曾一直以为那是反对施用化肥的一种学说；我批过实用主义，很多年后才奇哉怪也地发现杜威原来不姓杜。我批判过指不胜屈的各种主义，这里边的一半，现在我也不很了然，另一半主义，后来花过很多时间来“学习”。被我咒骂过的人，很多是比我现在好得多的人，在那时他们在我眼里不是人；被我咒骂过的理论，许多是我现在也不能完全理解的，而那时它们在我眼里不过是“对象”。说到这里，有人可能误解，以为我要“忏悔”点什么。对不起，小学生是不需要忏悔的。需要忏悔的不是我。当然我需要提防自己，提防早年教育在我身上的某些影子，不过，真正让我觉得遗憾的是，到了今天，我还看到人们在接受这样的训练，有些人是被动的，有些人却偏要“自学成才”，我不知道哪一种更让我遗憾些。
 
Chapter I 中国好人·中国坏人
-《勿语中尉正承恩——严延年
假如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一个盗贼也没有，岂不是政治清明，社会完美，大同盛世、大大同盛世？假如这么想，你就错了。没有罪恶的社会一旦出现，只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作恶的能力被统治者独占了。幸运的是，人类的政治还从未曾达到过这种极致，尽管有许多次都相当地接近。
 
-《菹醢尽处鸾皇飞——李 斯
后人感叹李斯之死，或说他不懂得功成身退。其实这个道理，李斯何尝不知，只是他一手奠定的格局，已没有那种水滨林下，可为他的退步了。当年商鞅出亡，想找个旅店，店主说：“商君的法令，如果收容没有合法身份的人，坐以同罪。”商鞅只好长叹自己的“为法之弊”。在这一点上，两人的境况真是相似。
 
-《兔角弓射无明鬼——司马相如
日前一个朋友购入一批书，我帮他搬上楼。他养的一条狗，看到我们往家里搬东西，非常兴奋，打滚撒欢，伴以高唱，我想那唱词不过是“我家好兴旺”之类。我觉得奇怪，如果主人搬来牛肉，也或许有它的份，它的高兴，大有道理；但我们搬的是书，它又不识中国字，跟着瞎高兴什么？说不定里边还有本《怎样烧狗肉》呢。
这个就是境界了。当年梁启超骂奴性，云“依赖之外无思想，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以及“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其实还有更高一层的，为言主人之所难言，事主人之所未事，奴才做到这个份上，才算有成。奴才和奴隶不同，奴隶是不得已而为，想不做而不可得，奴才则其乐陶陶，一日无主，反倒浑身不舒服。——当然，他们并不是没脑子，自甘下贱，而是自有其理由，那便是沈约说的“鼠凭社贵，狐借虎威”。所以古人早有预报，不可以因其柔媚而轻侮之，因为他们一旦遇到批评，立刻就会招来主子，指示对手所在，以及种种可恶当诛之处。

-《打严嵩 
我对严嵩没兴趣。我有兴趣的是自己，还有多少地方，是无知无识中被人操纵着的？舆论也是这样。不要以为人多智盛，许多时候，罗马确实只有一个脖子。

-《凡忠必愚——冯 道
五代兵连祸结，黎民深被荼毒，当此之时，忠为下，仁为上。冯道慈悲为怀，活人无数，然而他的口碑居然还不如史弘肇之流的“好汉”，这只能说是老百姓做刍狗做惯了。史弘肇这种人，不逢其会，杀猪屠狗而已。但人如草芥之时，必有视人如草芥者出，选对主子，多杀人，便可为英雄。史上名气最大的，不是大凶大恶之人，就是大仁大善之人，说明社会出了毛病，不是纵人为恶，就是逼人去做常人所难之事。如冯道者，一平常人耳，以其平常混世界，也以其平常挨人骂。
 
《宋史》批评五代臣子视事君犹如拿钱干活儿，改朝易姓，就像换个东家，一拍两散，——便该如此！司马光骂冯道为奸臣之尤，理由是冯道“求生害仁”。——在司马光的头脑中，“忠”与“仁”已经分不清了。汉代起，忠的地位上升，成为伦常之首。以忠君为大节，把它像草标一样插在头顶上，倒忘了孔子的仁，孟子的义。只知吠非其主，不问善恶是非。这倒省心，最不堪时，至多落顶“愚忠”的帽子——愚忠愚忠，好像还有什么不愚的忠。其实哪里有呢？凡忠必愚。
 
-《有女莫嫁海主事——海 瑞 
我少时也喜慕非常之举，直到长大，读过些历史和大人物的传记，才踌躇起来，——人可以将最美好的东西献于社会，却将黑暗的一面留给自己的家人和密友。有的人留给我们的文明史伟大的财产，却让他身边的人万分痛苦。如何评价这样一些人？也许只好让土归于土，水归于水，该感激的感激，该斥责的斥责。说到这一点，保罗·约翰森的《知识分子》，虽嫌未掩悻悻之色，还是值得推荐的。

-《载不动这许多道——韩 愈
朱熹说韩愈一生事业，只是做官，这是太过分的话。韩愈是个有志向的人，做官只是其中之一。看他一生事迹，果然好人，至少道德水准在平均以上。只不过调子唱得太高，后人拿他宣扬的标准来要求他，自然难以收场——其实拿那些标准来衡量任何人，都难以收场。人常奇怪骄傲一生的嵇康临死前写的《家诫》，小心烦碎，简直不像《与山巨源绝交书》的作者写的；捧韩愈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苏轼读到韩愈的《示儿》，失望地说“所言皆利禄事”。我不知道他们希望嵇康或韩愈怎么写，难道对自己的儿子也不能说几句老实话吗？
 
-《制造小人——阮大铖
明亡后，也有东林人士检讨当年对阮大铖持之过急，绝之过严。但这类检讨并非主流，主流仍是“捉坏蛋”运动。主流的观念是，国之兴亡取决于治国者的道德水平，刘宗周说“世道之祸，酿于人心”，只要把坏蛋都捉出来，天下自然大治。黄宗羲则说“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天生地不共戴天，这是个非常危险的观念，在当时却顺理成章，不受怀疑。
东林之集矢于阮大铖，因为团体需要公敌，来把集体凝聚起来；更重要的是，好人主义需要坏人，来做制度性失败的替罪羊。西谚有云：Hate the game，don’t hate the player. 我们的传统反是。 
 
-《彼此即是非——李光地
改善自我评价最便捷的办法，是发现别人的错处，力批之，特别是对那些自己也犯过、有可能犯、想犯而不敢犯的错误，更要大力挞伐。所以通常，我们看一个人最喜欢抨击哪类事情，便猜他最受哪些事的吸引，可有一半的准确率。当然最好还是不这么做，猜想别人的动机，实在不是什么好习惯。

 
-Chapter II 世事·人情
 
-《生命在于运动——乾 隆
儿童游戏有“官兵捉贼”。如朱元璋者，明明做了官兵，内心深处，仍然贼性不改，不待人说沐猴而冠，自己先蜷起手来，以强盗自任，也算是怪脾气。乾隆晚期以后，天下坐稳，不必事事提防，文字狱也渐渐地少了，只是这时的文人，也渐渐地无聊了。 
 
-《无事和酒读离骚
东晋王恭说，要想做名士，不必有奇才，只须三样：常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王恭自然意在讽刺，但从古到今，只凭此三样，甚至只一两样，而成名士的，还真是不少。
 
-《吴三桂的信  
吴三桂与李自成翻脸时，给见拘在北京的父亲吴襄写了一封“绝义书”，指责吴襄“隐忍偷生，甘心非义，既无孝宽御寇之才，复愧平原骂贼之勇。夫元直荏苒，为母罪人，王陵、赵苞二公，并著英烈。……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哉？”

人一多，时间一长，什么样的典型都不会少，不论做什么事，总不愁找不到先例，以给自己开脱。只是“大义灭亲”这种事，做则不妨，但调子一定要唱准，该哭就要哭，该呕血就要呕血，而且，只能以大义为辞，怎么好以灭亲为期？信虽是记室写的，但必定句句是吴三桂的授意，把责任一古脑推到父亲身上，难免枭獍之讥，丑话说在前面，可谓殊不知体。
  
-《生女必强撼——汪士铎 
欧阳修给谢希孟的诗写序，中有一句说她“不幸为女子”，如果给女性主义者读到，欧公又要有麻烦了。但欧阳修并非失言，只是在说实话。古代，女性一直有些倒霉，而若论倒大霉，正是从宋朝开始。宋代理学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能力，强而且深远。——早期的理学三巨头中，程颐不用说，有名言“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在；张载曾作《女戒》，第一句话便是“妇道之常，顺唯厥正”；周敦颐则说治国的根本在于治家，而“家人离，必起于妇人”，也就是说，要使天下太平，必须从软柿子开始捏。
 
在北宋，事情还来不及像后来那么糟。改嫁和财产继承的权力，尚有些保障，而社会的风尚，也还开通。宋代多才女，说明着一些事情，因为在古代，读书写诗是社会处境的一种标志。像名臣王安石，家中女性的处境就不错，她们都写诗，他夫人会写“待得明年重把酒，携手那知无雨又无风”，他妹妹会写“草草杯盏供君笑，昏昏灯火话平生”，他女儿会写“极目江山千古恨，依前和泪看黄花”，他侄女会写“不缘燕子穿帘幙，春来春去哪得知”。王安石是开明的人，他的儿子精神有些问题，和妻子天天吵架，王安石便给儿媳另寻了个人家，安排她改嫁。
 
-《卿本贼人——宋 江 
鲁迅曾说中国社会有“水浒”气。这种气可做两种理解。第一是爱幻想，受累或受气之余，花几文钱，听说书先生口若悬河，什么武松打虎，李逵杀人，神飞意驰半个时辰，施施然而归，晚饭也合口些。需要说明的是，对多数人而言，并不是幻想有什么好汉来解救自己，而是幻想自己做好汉，如阿Q的自己革命，先杀小Q，后杀王胡，抢元宝和宁式床，和吴妈困觉，“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
 
“水浒气”的第二种，是随时可以为贼，在道德观上，并无障碍。匪首上法场，万人同观，快意之余，兼复嫉妒，哪怕自己也遭过他抢。远的事情，细节不能尽知，民国间有几年，豫皖数省，宋江多如牛毛。有的农民，农忙时下田，农闲时上山，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算不能发大利市，至少给家里省些花用，而其所抢劫的物色，从脚下布鞋到头上毡帽，不走空就行，有失贼体，实介于山大王与破烂王之间。
 
-《天下有事谁可属——甘凤池
晚明陈子龙说：“人心平，雷不鸣；吏得职，侠不出。”其实出来的不是侠，而是对侠的幻想。

-《谁将上下而求索——屈 原
各民族都曾有自己的《天问》，如冰岛人的《埃达》，希伯来人的《约伯记》，印度人的《梨俱吠陀》，希腊人的《神谱》。后来各走各的路，各有各的原因。在中国，传统的教义是用审美代替思辩，用玄想抵制实测，用善恶混淆是非。屈原作了《天问》，两千年间的学人，则共同创作了一部“不问”。——那么，这两千多年里，人们怎么还好意思去纪念屈原呢？答曰：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赛龙舟、吃粽子嘛。
 
-《百年持此欲何成——陶 潜
就个人而言，任何一位隐士都无可指责。奇怪的只是，一代一代的隐士，挣脱一个网罗，却挣不脱另一个网罗，人身独立了，精神依旧徘徊在旧局中。隐士是批“说不”的人，但仅仅说不，还是在回答人家的问题，不意味着有自己的新问题。纵然背道而驰，还是在同一条道路上呀。我们看各朝各代的隐士，从《后汉书》的《逸民传》翻到《明史》的《隐逸传》，两千年间，一点儿进化也没发生。做的事还是那么几样，想的问题还是那么几个。一种历经千年的传统，竟谈不上有什么发展史，原因谁也说不清，但事情确实如此。
  
-《此几何非彼几何——徐光启 
徐光启一生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其中三件最有标志意义。一个是翻译《几何原本》，一个是写了一篇《辨学章疏》，第三是向内地引进了红薯。
别小看红薯的引进，没有它和后来的玉米，中国的人口就没有可能从几千万，猛然跃升为乾隆年间的两亿多。我们今天于地大物博之外，复有人口众多之盛，全靠清朝打下的底子，玉米、红薯大有功焉。
 

CHapter III 以天下为狗任
 
-《使汝为善我为恶——张 俭
  党锢之祸，生出一批道德典范，李膺、范滂等，以其勇气和正直，激励过历史中许多伟大人物。此役虽在社会生活中是大破坏，在道义上却是一场完全的胜利；用良心或肾上腺与坏人作殊死斗，从此成为一个模型，德昭千古。至于如何将权力斗争转化为道德战争，不用很久也要成为拿手好戏，连续上演。
  ……
  中国古代其实是政教分离的。政治上一切权力归皇家，礼教则由士人司掌。在伦理方面，皇帝不过是挂牌执事，连孔子也只是名分上的通天教主。比如说，就很少有人记得孔子说过的一句话：“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对坏人厌恨过分，必将激之为乱。
 
范滂给儿子的遗言，最可回味：“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
 
-《栽培不待风声落——王 柏
有清人说李斯焚书，荀子启之，王柏删诗，朱子启之，说得很对。从曲解到删削，只是阶段不同；在野之论，自然温如亲吻，至于唇间的利齿，得等有了权力，才会露出。
 
-《此心跃跃何尝隐——何心隐
泰州派的人往往而有侠风，颜钧、何心隐、罗汝芳、钱怀苏、程学颜和其弟学博，莫不如此。黄宗羲《明儒学案》评：“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泰州以学术立派，就学术而言，心性也好，理气也好，绕来绕去，都是狗咬尾巴尖的活计，但这派中一些人的心思，有非学术二字所能概括者。明人形容当时局面，为“有黄巾、五斗之忧”，虽危言耸听，而离题不远。只是细看这批人的思想，终究还在局中，便有所为，也未必真高于黄巾、五斗之流。
 
Chapter X 猫及其他(代后记)
 
  我曾想写本册子，名字叫《不必读书目》，虽经主持本书的尚红科兄一力怂恿，也没写出来，一来是懒，二来是怕得罪名教（但万一能写出来呢？先做个广告放在这里）。意思是古代的书，实在没有必读不可的，——所谓不必读，不是在吃饭穿衣的意义上，在那个意义上，世上本无必读书，而是指即便受着大学教育，专业之外的，也不必读。这本于鲁迅的说法，但在鲁迅先生，是以为古书害人，读之不如不读，我则以为在今天，古书已谈不上有多少害人的力量，只是大多无趣，无趣人读无趣书，岂不无趣到底？如有所需，不如翻翻百科，看看书目，里面会介绍每本书不妨知道的要点，年代作者，格言警句什么的，足够应付社交的需要。这样可以省出时间，看看别的书，或干脆去玩点什么。
  这个时候，态度的两难是必然的。这叫赶上了，没办法，前不巴村，后不巴店，连穿件衣服都像是赁来的。处在历史的附录中，个人生活越发显得重要，尽力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是我唯一敢于贡献的建议，只是怎么才算过好，人见人殊，那么这唯一的建议也就空洞了。而且那是给普通人的建议，不敢呈献于大君子之门的。豪杰之士，在任何时候都要意气风发，不如此不能鼓舞别人参加他的游戏。我的猫每天凌晨都在床前吵闹，要把人唤起陪她玩耍，好在她只是一只猫，我可以忽略之，或者丢点什么东西过去，假如这是只老虎，可就十分不便了。所以我养猫，至于养虎，想也不曾想过，而我认识的一个人，只因生着一张老鼠脸，到现在也不敢养猫呢。